我有一年从龙虎山去武夷山，走赣闽道上。出于对宋儒“鹅湖之辩”的兴趣，我轻踏雨后湿软的乡间小路，去看隐在村野深处的鹅湖书院。时值春日，所见正是一派稼轩词境：“携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开。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入山下书院，草色青青，白鹅闲食，屋檐下响着我印在砖石上的足音。这里真叫静！朱熹和陆九渊的激切论辩，陈亮与辛稼轩的长歌互答，皆往矣。瞥一眼满院花影，心头复袭上“丁香空结雨中愁”的意绪。杜少陵《咏怀古迹》“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可说情相近也。中国的书院，实为一种私人办学的创造，仍承家塾的流风。宋明儒宗弘扬理学，书院兴盛各在当时。季羡林以为：“到了南宋，书院更为发达。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我上庐山，过白鹿洞书院而想到朱晦庵，临贵阳文明书院而思忆王阳明。赣东北的这处讲会之所，正可算作宋时书院的一个代表。往观过后，我找来曹聚仁先生的《鹅湖之会》，连读数遍，能够同我实游的印象相表里。
曹聚仁下笔述旧游，与普通文章路径不同，绘景之美向叙史之功让步，只潜心在那里翻检着一堆学术气颇浓的旧账，恰显出记游手法的多端。他是用不加偏倚的眼光去回视八百年前的那场哲学论辩，这正同他写历史小品的态度一致。对于“称自己心愿把历史中的人物雕塑起来”的做法他很为鄙薄：“他们心目中，只看见以往的读书人，如董仲舒给孔丘穿道士八卦衣，朱熹、王阳明给孔丘穿和尚衣，康有为给孔丘穿西装，蚩蚩者氓一样地当做大成至圣来礼拜，便以为古人已死，不妨自我作古。他们又听见街头说书人，有权利把淡泊明志的孔明变成呼风唤雨的张天师，把爱女色的关羽变成炳烛达旦的武圣，把阴险的刘玄德变成仁至义尽的忠厚长者，便以为口头褒贬，亦可旋转舆论。实则无论虚构至如何程度，也还不是虚构，不过是自己灵魂的告白。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康有为依然一个个摆在那里，一眼便知其非孔丘的；无论把孔明、关羽、刘玄德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也还是一串愚蠢人的自塑像，和孔明、关羽、刘玄德全无干系的。”鹅湖之会，躲不开朱熹和陆九渊，他写，即将古圣贤“放在原来的圈子里去”，钩沉稽玄，还其本来的真实。我们读，可上溯历史之河，直抵先哲的面前。目光在字句间流转，仿佛步越溪桥而身临殿廊，于松竹静处遥闻争鸣的余音。
宋儒主张的妙处，我不明白。分开看，朱熹的“道学问”，是信奉书本；陆九渊的“尊德性”，是看重本心，合起来，都是要“致知”，好像只是“格物”的路不同。应吕祖谦邀约来鹅湖寺辩理，正可摆明两种悖异的治学观点。虽是“不合而罢”，也毫不足怪。存歧见，为什么偏要调和呢？朱陆，其时都在盛年，争锋而各不相下，竟至激而过偏，难免矣，由此亦可端详古代学人的真性情。纵如黄梨洲所说“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我看也不必抱憾。
曹聚仁忆昔日之游而大力讲史，兼论格致的道理，却未失于枯燥，在我读过的记游文章里，真是少之又少。这也是我对于他的笔下功夫佩服的地方。这篇《鹅湖之会》流荡的文史之气，断非寻常的风月笔墨所易取代，曹先生治学的优长也恰能表现在这里。如果将此文视为记游之作，无妨可以讲，到了曹氏的《鹅湖之会》出来，中国的风景散文更多了一番气象。
曹聚仁说他后来从上饶到了鹰潭，登道教的龙虎山，又入闽，到了朱熹讲学的建阳和延平，继而越过武夷山，经金溪往临川。我睹其游踪而感到亲切。忆及昔年往来闽赣山水间，我愿待他日，得缘践旧迹，且至汤显祖在临川的故宅，醉温数百年前的《玉茗堂四梦》。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著有散文集《鱼龙集》。论著《文思》、《文笔散策》、《国学概论》、《国故零简》、《小说新语》等。《鹅湖之会》见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摘自：《山水文心——与大师同游》 马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