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于泽

　　张文、刚占标和马富才，从县长、市长一直到正部级，近日引咎辞职，以对相关特大事故承担责任。官员引咎辞职，在中国政坛不是“第一次”，但在“层次丰富”的首长同时下课之后，一个部门或地方辖区内如果发生重大恶性事件，主要领导承担政治责任的趋势不可逆转，有望成为一个政治惯例。再过多少年，就可称为我国政治的一个好传统了。

　　在各色新闻报道中，首长们总是“痛斥”别人，严肃查处别人，指示别人吸取经验教训，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气。事件惊天动地，直接责任人脱不了干系。领导责任则向上递减，官越大，越是超然事外，不论责任多少种，他都沾不上边。所以领导责任影影绰绰，若有若无，有的话分管副职担着，上边认真，得个行政警告或者记过；上边不太计较，放下思想包袱，官照当。于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问题层出不穷。

　　在政治上，一个领导承担什么责任，承担多大责任，是一个模糊地带。领导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做守法公民，对照法律条文做官做事。程维高就是个典型，河北省委“三讲”教育期间，有人揭发他破坏民主集中制和用错干部的问题，他扬言入禀法院。这样的领导好像全然不知，党政领导除了法律的合法性，还受党纪政纪约束，要顺民心合民意，这才是政治的合法性。只说我没犯法，何谈政治责任！被老百姓骂得狗血喷头，官照做不误。

　　随着国家向政治文明迈进，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越来越高，顺民心合民意越来越成为政治的内在要求，成为领导政治生命的决定因素。政府必须随时对民意作出应答，领导职务再高，也必须学会与民意互动。管辖范围内出了问题，民选首长引咎辞职，这是一种向民意负责的好形式。现在有的地方出台了引咎辞职的文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成为一项成文制度。但既然是引咎辞职，更应看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自觉。

　　文化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让我们有一种态度、动机和行为模式。政治文化中消极的东西，可以驱使我们于无形；积极的东西取而代之，自然也可以推进我们于无形。英国有些宪法惯例，只存在于英国人的心中，高寿几百岁，至今对国家政治生活起着约束作用。我们发展政治文化，既要刚性的政治制度，白纸黑字；也不妨创制一些惯例和传统，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精义，作为我们“心中的神明”。政治人听从它的召唤，主动采取行动，保持政治人的尊严。

　　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以德治国，用范仲淹的话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代的“治国之德”，自应有其政治伦理的现代形态，融入民主政治的新要求，不仅强调奉献精神，还要体现责任观念。官员没有法律责任，也没有直接的领导责任，却引咎辞职，意味着他勇于担当政治责任，必能警醒同侪，垂范在位。这是我们可以超出范仲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