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石国胜

　　职业乞讨人员———

　　“出来讨钱就是为了挣钱”

　　2004年4月10日，北京市朝阳区某路口，一名乞丐趴在地上行乞。

　　“和你聊聊天，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记者问他。

　　“给点吧！”乞丐指着他前面的乞讨盆。

　　5元钱扔下去，他只点了一下头，面无表情，似乎知道现在是记者有求于他。

　　再给20元，终于有戏了。“你哪里来的？”“安徽。”

　　“来北京多久了？”“一年半。”

　　“一天能赚不少吧？”“看情况，运气好多点，运气差少点。”

　　“平均多少？”不语。

　　“为什么不去救助站？乞讨多辛苦！”“救助站？不知道在哪儿。”

　　等告诉他救助站的具体位置，他白了记者一眼，“去了那个地方谁给我钱啊，我还指望着这来养家糊口呢！”

　　“干你们这行的，有没有当头的啊？”“一般都有，主要是小叫花子，有专门组织他们讨钱的，每天要上缴一点。有的还让他们在乞讨的时候偷过路人口袋里的东西。”

　　“还准备在北京干多久啊？”“先干着再说，这里不行了再到别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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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朝阳区救助站站长———

　　“乞丐呆不住，来了又跑了”前文所提的安徽职业乞丐的说法，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2004年4月14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的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管理站。这里的环境很幽雅，在一般人看来，应该是个能够留得住人的地方。在未进门之前，记者心想，在这里“避难”的乞讨流浪人员一定很多。

　　可事实却让记者大吃一惊！这个满员能容纳150人的救助站，现有被救助人员34人，均为老弱病残之人，没有一个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站站长曹兰锁开门见山：“乞讨流浪人员，尤其是乞丐，在这里是呆不住的。我们这里原来也救助过乞丐，但根本留不住，都走了。他们这些乞丐基本上都是职业乞丐，就是靠着乞讨来赚钱，甚至是骗钱，呆在这里，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

　　“流浪乞讨是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说，如何正确面对处置这一敏感问题，我们尚未积累足够的经验。但无论如何，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把这件事管起来总是不错的。当然，对那些因天灾人祸、家庭困难等诸多因素造成生活无着的乞讨者，我们仍应多加关爱，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帮助他们逐步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对于如何解决城市乞讨流浪问题，曹兰锁提出了他的思考。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讲师赵永红———

　　“在乞讨自由与禁止乞讨之间寻求平衡”法学博士出身的赵永红对城市流浪乞讨现象一直比较关注。

　　“目前，广州、厦门、温州、南京、长沙、深圳、昆明等地已经出台禁止乞讨的相关规定，赞成者与反对者似乎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我认为，既不能以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之由而绝对放任乞讨，亦不能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而任意禁止乞讨；在乞讨自由与禁止乞讨之间应当寻求恰当的平衡。”

　　从法理层面，赵博士分析，现代法治的基本原理是，对个人权利奉行“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对政府权力实行“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现代法治一般不明文禁止乞讨，因此，个人原则上享有乞讨自由，政府原则上无权禁止乞讨。从某种意义上看，承认乞讨就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因此，无论是从法治的基本原理还是现实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更多地应尊重乞讨者的个人选择，应将乞讨视为他们的自由和权利。

　　“但是，如果我们以此为由而主张个人享有绝对的乞讨自由，也是错误的。现代法治的另一个基本原理是，任何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更不能侵害公共利益。当前，许多乞讨者在行乞时对他人的权利构成威胁，更有甚者他们可能借乞讨之名行骗人之术。因此，当一个人的乞讨行为对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时，这种行为就应受到限制。因此，为了维护必要的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可以且应当限制某些乞讨行为。”赵博士说，“我不赞成禁止乞讨，并不是说‘乞讨’中的任何行为都是合法的，也不是说乞讨是受到鼓励和不受任何限制的。乞讨者在公共场所强索强讨，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进入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乞讨，妨碍交通管理秩序的；偷窃、骗取、抢夺、敲诈公私财物的；拐卖、收买、租借、压榨儿童乞讨牟利的；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组织、参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乞讨团伙等违法行为的，就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刑法》等相关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21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