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已经找过庆林好几回了,每次小庆林都躲了起来。这个无忧无虑的流浪女孩何时变得如此腼腆?在经历了多年的都市流浪生活以后,她对自己的身份更为敏感,她正渴望尽快融入这个城市。

　　对庆林的关注完全是记者一次采访的偶然。从1998年到2004年六年间多次采访庆林,我们被这个娇小而顽强的女孩命运所牵动着,也为那些进城民工子女的未来担忧着……

　　都市流浪

　　6年前记者第一次采访庆林时,她正混在火车站的流浪儿中间逍遥自在。7岁,入学的年龄,她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上学。每天和伙伴们钻进刚进站的列车车厢,捡垃圾卖钱。问她想不想读书,她冲着镜头扮鬼脸,尖着嗓子满不在乎地嚷:“读书的哪有我们自在啊,我们天天都等于在放假!”

　　三年前记者在火车站遇到的庆林,仍然是在一伙流浪儿中间。拎着从火车上捡来的“战利品”跳上火车头,从北站到南站“旅游”去了。不过捡垃圾已变成她的“副业”,她的“本行”是在站台上卖报纸。再说起读书的事,她说:“他们学生要被老师管……但是嘛,我们也经常要被车站那些警察管的。”她开始喜欢在放学后去附近的学校玩,因为有很多跟她一样大的邻居孩子在那里。她也感觉不认识字挺麻烦:“我喜欢到人家家里看碟子,恐怖片最好啦!唉,就是看不懂上面的字。”

　　今年初,记者在火车站看到的庆林已是长发披肩亭亭玉立,而且有了心事:“好想读书!一点文化没有,将来怎么办?”

　　这个家在瓮安,却在贵阳生活的女孩,成长中渐渐增长的酸涩是谁给她的?已过了上学的年龄,没有一所学校肯再收她;面对社会上不良风气的诱惑,她能顶住不犯事么?

　　庆林不止一个。据贵阳市正在紧张进行的一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调查”显示:在贵阳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中,大多有3到4个子女,而绝大多数家庭只供得起一两个孩子读书,剩下的不是流浪就是过早地打工挣钱。城市给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却没有给他们的孩子健康通畅的成长轨道。

　　为协调子女入学和进城务工的问题,农村的年轻父母们有的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将子女留在农村,由家中老人代养,入读乡村小学。与流浪都市相比,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孩子是幸运还是悲哀?

　　留守的苦恼

　　正月十七的台江县施秉镇芳寨村,有种午睡般的恬静散淡。春节刚过去,农忙尚未到来。顺着村里的小路一直走,见村民有的围坐在火塘边烤火,有的倚在门边闲聊。在村里的开阔地带,我们的摄影记者想为附近的人家拍张全家福。一番左呼右唤之后,终于将家里户外的人聚齐。站在暗淡的木屋前,触目惊心的是:老的老,小的小。

　　因为中青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芳寨村90%的家庭出现年龄“断层”,往往是70多岁的老人守着田地和孙孙。而正在读书年纪的孩子,除了要承受乡村教学点的简陋遥远,还要承受原本应以父母为主的家庭教育的缺失。

　　小学3年级的刘菊花,刚度过一个特殊的春节————外出打工数年未归的父母亲终于回了家,跟她和哥哥妹妹过了一个团圆节,还给成绩最好的菊花带回一支价值两元的圆珠笔。为了生活,菊花父母早几年就外出打工,把他们兄妹三人交给爷爷奶奶抚养。二老抱怨:都78岁的老人了,又只会讲苗话,如何给孩子成长最贴切的关怀和引导?

　　在安龙县兴隆镇中心小学通往各村的路上,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年约十一二岁的学生用轻便自行车驮着只有四五岁的小孩,穿梭在车辆繁忙的交通干线上。有的小孩没人带,自己蹒跚在路旁。

　　“太危险了,车来车往的公路上,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意外。这些孩子绝大部分是‘留守孩子’,除极少数有年迈的老人带之外,都是稍大一点的学生带。有200多辆自行车呀!”老师们谈起无不心忧。

　　安龙县外出务工人员高达10万人,而留在老家的孩子不下2万名;兴隆镇2．9万人,22个行政村,村里外出广东、浙江、上海一带打工的人数就在6000人左右。他们当中大都是中青年人,绝大部分的孩子留在了家中,其中中学、小学和幼儿班的比例大致为2:3:1。由于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家中没有称职的监护人,有的孩子变得冷漠、任性、自私、胆小。平乐乡马贡村的岑开发小朋友借宿在姑妈家,特别害怕外界,上课尽往角落里坐,老师点到名就会莫名地哭。有的孩子经常逃学,学习成绩中等偏差的在镇里占40%以上。有的小偷小摸,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今年4月的一个大雾天,兴隆镇纳闹村一村民发现一个小孩牵了一匹价值上千元的母马,称父母不在家,变卖100元上广东找亲人。经当地派出所查实,原来小孩是兴隆小学的“留守孩子”,偷了自己叔家放养在山上的马。

　　“学生离家出走不止一桩。”4月上旬,安龙县兴隆小学3名不满12岁的女孩,带着20几元现金悄然出走,准备到遥远的广东去找父母打工。事后笔者在兴隆小学校办公室里见到其中之一的刘凯。她一脸惊恐,低头卷弄着衣角,声音发抖:“我想妈妈。家里没人给我辅导功课,农活和家务也没人做,下雨淋感冒了还要自己到医院打针,新衣服也没有。”

　　兴隆中学校长王兴龙接受采访时忧心忡忡。他说现在正值农忙季节,学生请假回家务农现象严重,教室里稀稀拉拉的座位看了让人心痛,“全校16个班,1046名学生,‘留守学生’就占到近200人,每班不下15个。”

　　“咋办喽?家中只有老人,娃娃只有充当主要劳力了。季节不等人哪!庄稼这东西你误它一时,它误你一季!”巧凹村韦光明老人谈到学生种庄稼就心酸不已。

　　除了交通安全、成绩偏差、行为失范等,“留守孩子”的心理健康、能力品质障碍等问题也让人担忧。

　　记者想起一路上见到的农村醒目标语:“读书不念到初中,打工回来两手空。”让打工打出精彩来,成为教育对农民最直接的吸引力。当刘菊花们的父母因为外出打工而使得亲子教育成为无法弥补的缺憾时,那些留在偏远农村默默成长的小小“菊花”们,正在梦想着跟父母一样地远走高飞。

　　而由此引发的农村外出打工子女的教育,又该如何解决?一位老人开导在外务工的儿子时说:“种庄稼只一季,教育孩子可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是将孩子留在农村孤独地成长,还是将他们带入城市任其四处流浪,或忍受入学费用的沉重、城市子女的白眼以及民工子女学校的简陋和风雨飘摇?

　　我要读书

　　这是我们看见过的最简陋的小学之一。天中流动人口子女学校,位于贵阳市附近著名的阿栗村大转弯垃圾处理场。由此,它有了一个贵阳市民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垃圾”村小学。

　　从1994年办学至今,学校像一朵生于郊野的蒲公英,一边在逐渐长大,一边又不断有学生如脆弱的叶子,随风四处飘散。

　　从首批招收的22名学生到最多时的100多人,学校经历了不少沟沟坎坎,但最让人头痛的还是学生的流失。三月开学,前来就读的学生便从上学期的138人锐减到68人,初一年级的那个班甚至只剩下4名学生。去年底,大转弯垃圾场关闭,这些学生跟着拾荒的父母,又不知该流动到哪里去?还能不能有书读?

　　学校负责人陈天华为学生的流失心痛不已。虽说每学期只交140元的学费,依然有很多家长望而却步,只好带着小一点的孩子一起拾荒,大点的孩子便去当“背兜”。记者见一位妇女正带着孩子在垃圾场翻拣废弃物,便问她为何不叫孩子读书?她没好气地说:“饭都吃不起,还读哪样书?读了还不是照样回来拣渣渣?”

　　走近东山后面的西瓜村小学,阵阵垃圾恶臭扑鼻而来。100多名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他们在偌大的都市里,苦苦寻觅着属于自己的小小课桌。

　　煤矿村后的永恒小学周围是一些杂乱的自建房,学校负责人樊升碧是贵阳19中的退休教师。她说,学校刚建时,四周全是菜地。退休后她见许多七八岁的娃儿整天在菜市场疯跑打闹拣剩菜,心被刺痛了,“我是可怜这些娃儿,也同情他们的爹妈才办起这所学校。”简易的混砖房没有阻挡住孩子们学习的热情,好几名学生在贵阳市的统一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

　　目前全市民工子女学校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地处城郊结合部,教室简陋,师资薄弱。耐人寻味的是:随着城市生育高峰的回落,一方面是城市学校“吃不饱”,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农民工的流入,在省城贵阳的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正以每年一万人的速度急剧增加。

　　无奈与希望

　　教育界专家强调: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随着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这个问题在中西部省区都不同程度存在。而小学初中阶段又是儿童身体发育、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非常时期,健全的家庭环境,正常的引导和管理至关重要。

　　“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原则上由流入地政府来解决。”这是教育部门最近出台的相关政策。显然,让打工者的孩子跟着父母在城市里生活并拥有一张课桌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但说到解决,每个流入地政府都因自身的实际情况而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

　　贵阳市教委的一份统计表明,全市在社会力量办学的学校里读书的孩子2001年达到52732人,2002年就增加到63718人,2003年为77000人,占全市中小学生总数的12．5%。这部分孩子中绝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在海马冲诞生第一所流动人口学校开始,贵阳市城郊结合部流动人口居住较密集地方,一大批民工子女学校应运而生。根据国家教委和公安部1998年下发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精神,贵阳市从1999年开始对这类学校进行审批,不过几年,全市社会力量办学就达到133所小学,110所中学,109所幼儿园。

　　“我们的本意是先让他们有书读,但却没有能力让他们在良好的环境里学习。”在贵阳市教委长期从事社会力量办学审批的职成教处胡处长,谈起民工学校在软件与硬件上的差别时不无忧虑。有这种感觉的不止他一人。去年政协会上胡朝双委员经过长期的调研也强烈呼吁:民工学校的困难和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贵阳市的公办中小学除甲秀、尚义、环西、实验等学校人满为患而外,一些学校面临的却是生源不足,处于要么合并要么停办的现状。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形成的基本的中小学布局,几十年来并未因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公办学校的数量。按现有人口布局,流动人口密集的城郊结合部需新增公办学校30所以上。

　　目前贵阳市一些学校因招生问题已取消了择校费,但招收民工子女很少。绝大多数外来民工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支付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费用,在心态上更缺乏融入城市主流文化的足够准备。

　　曾经有一位热心人看到火车站附近一伙孩子常年过着靠捡垃圾为生的流浪生活后,便把孩子们召集起来,教他们读书写字。当地教育部门出于好意,让流浪的孩子插班进附近的公办学校学习,可不到两个星期,孩子们又哭着回来:“同学嫌我们脏,说我们衣服太破,还骂我们是臭垃圾娃!”让民工子女不受城里孩子的白眼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教育部日前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我国的公立教育在入学机会、教育资源方面存在严重分配不均,大城市的孩子比小城市的孩子,城市的孩子比农村的孩子,东部富裕省份的孩子比西部落后省份的孩子享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同样是公民,为什么在享受国家赋予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方面,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近闻财政部有关规定:今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小学就学,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这对那些望穿双眼企盼小小课桌不再飘泊的农民工子女来说,不啻是一缕希望的曙光。

　　作者：舒畅 杨筱堃 李立靖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