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时评

　　林文俏

　　据《南方日报》4月15日报道，广州市五羊新城某银行营业厅日前贴出了如下“友情提示”公告：5000元以下的的客户实行排队存取款，5000元以上的客户实行叫号等候存取款。这种差别服务引起一些小额储户的强烈不满，认为银行不该“嫌贫爱富”。其实早在前年，花旗银行对小额存款收取服务费就曾被小额储户告到法院，在中国引发过一场风波。这两件事都给我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下银行与储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对额度不同的储户实行差别服务是不是“嫌贫爱富”？

　　对银行差别服务做法的质疑，来自人们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对银行与储户关系的看法——“吸储放贷为国募集资金，低储高贷为国赚取利差”。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银行是政府的金融机构部门，百姓到银行存钱被称作“支援国家建设”，而银行的经营宗旨则是“为人民服务”。于是银行与储户之间的交往就不是经济行为而更像公益行为。每一个储户到银行来都是来支援国家建设、给银行“送钱的”，银行理应笑脸恭迎，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哪能按额度大小对储户实行不同等级服务？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作为金融企业，银行有权根据成本效益原则选择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和重点经营对象。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关系也就需要重新界定。应把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关系从过去的公益关系转为经济关系。

　　差别服务是商业银行服务的国际惯例，实行差别服务和开发个性化金融产品，是加入世贸后我国商业银行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什么划算就做什么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做法。银行的网点、柜台、人力、设备等资源是有限的，银行服务的特点决定了银行对大小额客户服务的成本相同，但产生的效益却不同，即两者的投入产出率是不同的。为了使银行有限资源产生最大效益，就要求重视客户结构、客户质量和存贷款质量，而不是一味追求客户数量和存贷款规模。如果把有限的资源平摊到大小额客户身上，银行就不能集中有限的资源为投入产出率高的优质客户服务。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交易(服务)双方最基本的关系是合同法律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界定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关系，必须在银行与储户之间建立平等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在经济活动中，合同签订是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愿行为，一方提出合同“要约邀请”是其行使《合同法》赋予的正常权利，另一方不满意对方合同“要约邀请”，不承诺签订合同就是了。储蓄服务合同是带有一定国家管制色彩(如国家对利率予以限定)的经济合同，银行营业厅的“友情提示”公告可视为银行储蓄服务合同的“要约邀请”，客户不满意该银行营业厅的合同“要约邀请”，走人就是了。你可以到其他银行的营业厅办理储蓄业务，而不必指责其合同“要约邀请”的不合理。

　　对不同顾客实行差别服务，在完全市场化的其他行业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旅馆有贵宾房和普通房，证券公司有大户室和散户厅，飞机有头等舱和经济舱。就连一些小饭店，在夏日高温时，吃快餐的只能获得电扇吹风，吃炒菜的可以享受空调送凉。对其他行业这些差别服务，人们从来没有提出过非议。那么，为什么银行实施一种在其他行业司空见惯的做法，行使《合同法》赋予合同主体的正常权利，会引起人们如此多的批评非议？原因是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并未完全企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还未成为经济活动中真正的市场主体，还承担着一定国家政策性和社会公益性的任务，银行与储户的关系也还未形成合同主体间的平等关系。

　　其实，不仅仅是在储户眼中，银行与储户的关系还未形成合同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在银行眼中，银行与储户的关系也还未形成合同主体间的平等关系。近来银行卡和电话银行收费风波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对银行卡和电话银行收费的不满，不是因为收费本身，而是在收费问题上银行无视合同主体间平等关系的“霸气”。银行在银行卡和电话银行收费问题上的“霸气”，不仅仅源于银行的垄断性，还源于银行的“官气”。尽管银行已自称为商业银行，但在思想上仍旧把自己当作政府的金融机构部门，不管是过去的免费和现在的收费，都是“居高临下”，以行政口气口头或一纸通告宣布，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种服务合同内容来和合同主体的另一方——储户协商。只不过过去的免费对储户有利，储户没有计较其“官气”而已。而这一次收费侵犯了储户利益，因而引起了储户的质疑。

　　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对不同客户提供的服务可以有差别，但在提供优质服务方面银行应一视同仁。比如，大小额储户都应实行坐等叫号，其差别仅仅是大额储户坐等叫号的时间比小额储户短些。如果大额储户坐等叫号，而小额储户却站着排队，难免使小额储户有被歧视之感而气愤。因为，作为银行，大小额储户都是上帝，都是不能怠慢的。

　　在经济业界，我国银行业界是企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相对滞缓的业界，银行和客户的合同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建立和磨合还需假以时日。因此，类似差别服务和银行卡收费的风波以后还会发生。一次风波就是一次观念的碰撞和认识的进步，每一次观念的碰撞和认识的进步都将会把银行的企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向前推进一步。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