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调领导垂范不能与“人治”混为一谈（二）(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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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23日03:41 新京报 | ||
吕：作为一个改革者，要搞开拓创新，媒体肯定要关注你。但这样之后，社会上有不同反响。我有段时间也很害怕宣传，担心给工作造成被动。但这不是新闻本身的原因，是“枪打出头鸟”的思维。我们中国有一种传统，埋头苦干、不事张扬是对的，我自己也努力在做到这一点，比如2001年和2002年，我在长治的工作对媒体基本上是封闭的。但媒体要报道的话，拉也拉不住。我当原平县委书记的时候，有两位记者给我搞了十大罪状之类的东西，但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新京报》：除了传统思维，媒体自身在报道上是否也会有不足之处。 吕：媒体是个放大镜，优点、不足都放大了，会引起各种争端，想开了也没什么。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我从来不埋怨媒体。（关于媒体报道）我是身不由己，不配合也不行，被动地形成了这种思想。（媒体报道我）对社会没有坏处，对个人倒有所不利。说到对个人有所不利，可我最后还是给提拔了，所以社会上的说法不怕，关键是上级党组织正确的看法。 《新京报》：你在长治发动媒体监督官员时，是否也想到过媒体的“放大镜”特点，它对个人可能造成的偏差和影响？比如弓中甫的事情。 吕：当时我只想解决问题，没想到是否会造成偏差。只要利大于弊，就去干。我从不认为任何事只有利没有弊，打一仗，杀人三千，自死八百，我就是觉得那样非常有效。党提出的舆论监督是完全正确的。至于说哪一个干部觉得他的事被放大了，话说重了，不切实际了，是会有的，但慢慢就通了。实践证明，我和长治干部的感情是越来越好，如果再干一年，我还会做很多工作，和干部的感情会更好。 《新京报》：在长治媒体上，几乎所有高层官员都受到过批评，但没有针对你的批评，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吕：长治日报上登载过市委常委生活会议纪要，那里面有对我提的意见，等于是对我的批评。另外我们曾让1.5万多人对我测评，结果在报纸上公布。 《新京报》：回头看长治的舆论监督，你个人怎么评价？有没有经验教训？ 吕：新闻舆论是党的号召，没有规范性的法律条文。在这个大胆实践的过程中，肯定有经验有教训，不可能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不监督，出了很多问题；监督，也不是十全十美。现在的问题是舆论监督搞不起来，搞的人是为了解决问题。至于经验和教训，现在我们不适宜讨论这个，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实践三年，就能说明白。 《新京报》：你走后长治的舆论监督坚持下去了吗？ 吕：为什么长治进行了三年舆论监督，上面不表态评估、支持？所以它后来流于自生自灭。本来在2002年7月，我们已经通过长治市人大立法，起草了《长治市人大对新闻监督的决定》，省人大下来调查，说等中央定了再立法，结果拖下来了。 《新京报》：你现在还抓舆论监督吗？ 吕：舆论监督，现在很难，因为我不分管报纸。 《新京报》：在与李慧良的交谈中，我了解到虽然现在长治的舆论监督力度不像以往那么大，但毕竟还是可以对一些人、事曝光，说明你的主政毕竟留下了痕迹，一种风气、惯例或者说类似制度化的东西留下来了。 吕：这自然，毕竟会留下一些痕迹。虽然一人一个作风，但长治的舆论监督毕竟坚持下来了。报道匿名信对我也是伤害 “压服诽谤，我觉得没有偏差。换个人又会怎么做？” 《新京报》：在长治，曾经出现过一股针对你的匿名信风潮，你能谈谈这个情况吗？ 吕：当时匿名信非常严重，大字报、诬告信满天飞，到处贴，有散发的，有邮寄的，匿名、假名的信。匿名信的矛头都是对准我的。有一封信冒用了20多人的名字。有人以长治市委一位副书记的名义写信告到省委，省委找该副书记核实，弄得人家心里很不安，来和我解释。这给实际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新京报》：你分析出现匿名信的原因是什么？和你的工作内容与方式有无关系？ 吕：我到长治上任后，打破了当时地方的宁静。你要干事，就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有人就会反对你。必须煞歪风，否则没法干。 《新京报》：公安局是否介入了追查匿名信，动用刑侦手段上，是否有过度之处？ 吕：诬告这么厉害，公安肯定要查，他们是否依法查，按法律办事，这要问公安机关。公安有人家的手段，还有安全部门，各有各的东西。不用一点手段，怎么可能抓得住诬告者？当时要求尽快破案，但最后也没找出来。我的想法是能工作就行了，真要弄肯定能弄出来。 《新京报》：市委在对待匿名信上有偏差吗？ 吕：压服诽谤，我觉得没有偏差。换个人又会怎么做？ 《新京报》：对弓中甫案件的处理你怎么看？他和这些反对你的匿名信有关吗？ 吕：弓这个事，也没有把他作为敌人。我当时就认为，街上那些东西不一定是他弄的，应该是班子里的人挑动一帮散兵游勇所为。但他被抓住了。弓中甫匿名信的内容我当时没看，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当时我们要煞这个歪风，后来匿名信就少了。至于情节轻一点，重一点，事后再说。党处理好多事，都是这么处理的。我离开长治后，弓还想见我，我告诉他，要承认错误。弓肯定是有错误的，当时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其实我对弓印象本来不错，如果不出这事，他很快会被提拔的。 《新京报》：你知道弓中甫被判无罪吗？ 吕：我知道。弓的经济问题，我后来让检举人实事求是，不要乱咬。 《新京报》：弓向新闻界反映，希望撤销自己受到的党纪政纪处分。 吕：这种事太具体，犯不着记者帮忙，任何时候提出来，对他也是个污点。现在组织上也可以有所考虑。他不能认为组织别有用心。这种事不宜见报。告状像泼出去的水，辟不了谣。其实当时查的人不止他一个，起码有10个人。匿名信的事，最好也不要报道。 《新京报》：为什么呢？这个背景是大家很感兴趣的。 吕：报道匿名信，对我也是伤害，对当事人也是伤害。推进法治也要强调一把手带头 “我特别强调不能把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和‘人治’混为一谈。重要的是避免‘不治’和‘没治’” 《新京报》：在长治回访，听到一种说法，说你理论水平高，但不太善于抓经济。 吕：说我吕日周不抓经济？我去长治时财政收入14亿，我走时差不多28亿（应为25.8亿———记者注），走一年以后，长治财政达到35.6亿，能说和我没有关系？实际上这里是一种糊涂观念作怪，认为抓全面的人就不是抓经济。科学、全面协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 《新京报》：就长治来说，全面发展是否包括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如你抓的拆墙透绿、绿色战略。 吕：（全面发展包括）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改革与开放、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还有物质发展与人的精神发展。一到长治，我解决了发工资、农村修道路、给老干部补发两费问题，解决了上访、社会治安、抓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当时就有人说吕日周不抓经济。我说：“在青藏高原上才能产生珠穆朗玛峰”，全面工作上去了，多因一果，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另外，抓经济不是政府的惟一任务，政府主要是搞公共产品，搞社会服务。我现在带MPA研究生，就是在研究政府改革，研究政府机制弊端和解决办法。 《新京报》：你在长治亲自抓了一个轴承厂，现在你是否还关心它，它是否有起色？ 吕：我还在关心它，知道它现在仍未完全走出困境。这有一个原因，我走时立下的政策是引外资介入，事情已经有了眉目。我走后就负不了责任了。 《新京报》：还有一件事，有人说南广场（开元广场）是个半拉子工程，是搞形象工程。 吕：南广场的事，我对现在的长治市委有意见。原来是（我们那届）市委集体决定建的，前期已有那么大投资，现在撂在那里，人民群众是有意见的。别的地方学长治的，都已经建成了，长治为什么不能建？每年1个多亿的市政建设经费用来做什么？ 《新京报》：一个多亿的市政建设经费，比例是否高？ 吕：也不算高，财政收入有30多亿嘛。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所谓“人治”？ 吕：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生活制度，我们特别强调一把手的率先垂范，在推进民主法治的过程中，也要强调一把手的带头作用。我特别强调不能把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和“人治”混为一谈。重要的是避免“不治”和“没治”。我认为只要一把手想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 《新京报》：人走了事情就变化了，是否是由于没有制度化。 吕：制度化，要求太高。这是全国性的任务，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代人能完成的任务。就我个人一生的努力来说，有的破了题，有的题都没破。我在当县委书记时，对个人作用估计过高。后来知道，在体制面前，一个人的作用太微小。在长治，我尽了我的力量。但在历史长河中，吕日周的力量很渺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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