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引用过美国总统林肯的一句话：“对关税我知道的不多，但我确实知道，当我从英格兰买一件上衣时，我得到上衣，英格兰得到钱。当我在美国买上衣时，我得到衣服而美国得到了钱。”

　　这就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理论，错误的理论，它的名字被叫做“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就是：对一个国家来说，贸易盈余是好事，而贸易逆差是不好的事情。因为，贸易顺差意味着黄金（现在是外汇）流入本国。

　　亚当·斯密的整本《国富论》，主要就是反驳重商主义。但是，二百多年后，几乎所有的国家仍然在追求贸易顺差。前些年，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不过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显示，我国一季度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累计贸易逆差84.3亿美元。虽然官方没有惊慌，但经济学家们却已经心里犯起嘀咕，官方人士则接连以安慰的口气告诉公众，没事，全年仍会实现顺差的。心里其实还是觉得逆差是坏事。

　　然而，逆差果真就那么坏吗？让我们暂时撇开故作高深———经常是复杂得愚蠢———的经济学理论，用常识来思考一下。

　　假定我是一家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主，那么，对我来说，出口销售和在国内销售，其实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为了赚钱。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单生意有没有利润，而不在于，利润是来自于中国市场，还是来自美国市场。只不过，由于掌握了一些有利于出口的资源，也拥有必要的知识优势，因此，我选择了产品出口。我自己认为，这比在国内销售更有利可图。但其实完全有可能是赔钱的买卖。

　　如果不考虑汇率变动因素，那么，我赚回的是美元还是人民币，也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不可能因为是出口，所以，收益会凭空长出一大截子。赚回的那些钱要么用于投资，要么用于消费，买房子、买汽车，胡吃海塞，贿赂官员，赌博等等，花美元还是花人民币，最后得到的效用是一样的。归根到底，我要的不是钱，而是那些钱给我、给得到我的钱的别人所能换来的商品和服务。而这些商品和服务是产自国内，还是国外，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所具有的效用。

　　但是，当我的出口额和消费外国商品的货币数量被统计到全国经常账户中，其含义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时候，在贸易专家看来，出口本身就成了好事，而不管我在换回那些美元时是赔是赚，只要出口就行。但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出口额确实不小，但却是亏本，在我的会计账目上，我在亏损。但在统计部门的经常账户中，却依然会记下我出口了多少多少。很好看的数字。当然，我之所以能够在亏损的情况下仍然干得挺欢，可能是因为政府给出口补贴，弥补了我的亏损。

　　反过来，我要买进口车的时候，在经常账户那里，也具有莫名其妙的含义。假定为了保护国内汽车产业、限制进口，通过关税使进口高级车的价格比国际市场上高出50%，但我还是咬牙买了。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福利增加了，但统计学家却很悲伤地写下：发生了多少进口额，可能造成逆差。现在，假定我不愿花冤枉钱，被迫放弃买这种车，而我本来已经形成了这种消费需求。此刻，从统计的角度看，固然没有发生一桩可能增加进口，从而抬高逆差的生意，但我的福利显然遭受了损害。当然，这种损害是无法统计到贸易余额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损害没有发生。它确确实实地每天都在发生着，看看这些年来消费者们的抱怨就知道了。

　　但统计学家和贸易专家们不理睬这些抱怨。由于这种福利损失是不能统计的，所以，他们就假装它没有发生，而贸易盈余和贸易逆差是可以统计的，所以，需要认真对待。政府想尽了种种关税或非关税的办法，目的只有一个：增加出口，抑制进口。即使不得不进口，也争取多进口投资品，而少进口消费品，因为，投资品以后会生产出更多的出口的商品，而消费品就被白白地吃喝拉撒了。

　　然而，经济活动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消费吗？大家赚钱，不就是为了变着花样更好地满足个人的需求吗？当然，经济学家会说，从贸易盈余中得到的外汇储备有很重大的经济作用，也许吧。起码在金融动荡的时候，可以应急。但是，从个人福利的角度看，顺差、逆差似乎没有多大意义，甚至逆差反而件是好事，我的更多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得到了较好满足。宏观总量经常会掩盖很多基本的经济事实，并由此误导经济政策，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姚中秋（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