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新京报》报道：一个男孩带着三本文稿，跪北大南门求名师指导；著名作家曹文轩教授欣然收下，称“我看完了会联系你的。”这在曹先生并无义务，正是扶持后进的风范体现，我禁不住要为曹先生击节叫好。

　　在旧日的北大，这也是优良的传统。1917年，成舍我先生来到北大，学历高小，陈独秀先生爱才，特许他应北大文科选科生考试，录取入学，还托人帮找工作，解决生计问题。沈从文先生，1923年到北京，也受到诸多文化界前辈扶持，当时在北大代授经济学的郁达夫先生就曾多予帮助，写下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还是四年之前，韩寒出道，曹文轩先生就在《三重门》序里鼓呼：“社会应当看到，苍天之下，绝非只有一条道可走———即使没有道，也应该为一个特殊的人，让出一条道来。”过了一年，有“王小波第二”之誉的胡坚，又举着《愤青时代》敲北大之门，曹文轩、温儒敏、钱理群诸先生，也曾予助力。只是可惜，事终未成。

　　还是2000年韩寒引发“特才”能否上大学大讨论时，某学者在诸多媒体发表高论———“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这样的偏见颇有代表性。中文系固然不是专为培养作家而设，但也不见得就为培养学者而设。君不见从中文系鱼贯而出的，除了学者，还有编辑、记者、教师……

　　大学固然是学术研究的重镇，然而同时，更肩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难道编辑、记者、教师、文秘……三百六十行，行行出人才，就惟独作家不是人才？

　　高考在即，今年各省的保送生招录制度和往年没什么两样，对象，仍主要局限于数、理、化、生物、电子等理科方面高材，具有文科特长的考生尤其文学才子们，是分不得半杯羹的。韩寒引发的讨论，已过去差不多四年，体制的不公，依然没有改变。

　　鲁迅先生说过，天才产生之前，首先要有预备天才生长的泥土。那么，体制的支持，应是最有力的“泥土”。“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如今日的韩寒。

　　曹文轩先生的热心扶持青年，固然令人叫好，然而更希望教育部门，能够改良招录制度，让具有文学禀赋的特长生能择门而入大学，受到更好的教育。这样的话，张谚们也不至于，为了得名师指导，去跪北大西门，或者南门。个一（江苏自由职业者）（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