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梦醒来是黑夜。对于在伊拉克历经九死一生的几名日本人质来说，虽然获释逃出生天回到国内，却浑然未料遭遇官方民间的齐声叱骂，“自私自利”、“国家罪人”等帽子扣将下来。这是令人心寒齿冷的一幕，虽然日本官员以及一边倒的舆论振振有词，以为政府既然已经多次警告“无关国民”不要前往兵荒马乱的伊拉克，那么这些自由职业者的选择以及后果，就只算得是咎由自取，结果反给国家添麻烦。只是不知，这如此斤斤计较的政府，究竟算是哪门子现代政府？所谓因此凸显出来的“国家利益至上”，又如何可以崇高？

　　反观欧美国家，解救失手，相关政府必须向公众道歉、甚至引咎辞职的事例并不罕见；若是营救成功，公众焦点所聚，只在获救的人质，因为他们遭遇危难、面对生死，经历了一番事实与内心的恐惧，是社会为某些公共危机必须付出的代价的具体承受者，理当得到关怀甚至感谢。

　　日本这些获释人质中，基本上都是自由撰稿人与非盈利组织的成员，他们前往伊拉克，有的是充当志愿者，向无家可归的孩子提供援助，有的抱着反战的诉求去记录战争的残酷。这些人道主义的情怀，固然是他们的个人追求，却也足以使之在被绑架而获释回国之后获得英雄般的对待。因此，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声援他们说：“我对这些日本人为了实现更远大的美好目标，甘愿冒险的自我牺牲精神感到非常钦佩。日本国民更应该为有这样的同胞而感到自豪。”

　　可见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东西方观念的差距依然巨大；日本也并未因为二战之后引入现代政治形态，而掘尽国家主义的毒根———而这，正是历史上日本屡屡发动侵略战争的动员逻辑。

　　日本国民此番都“自觉”地拿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逻辑来指责获释人质，已经足以令世界对这个国家的民间政治价值取向产生担忧，而小泉政府的官方表现，则更加令人愕然。在指斥获释人质方面，官方与民间声音一样高调，而且日本政府还明文告示那些执意要去危险地区的人，“一旦出事，当事人不要指望政府出面帮助他们甩掉麻烦。”这样的表态，赤裸裸地违背政府对公民的义务———这种义务倘若不能体现于一次次对个体公民的具体帮助，那公民的权利就会直接沦为空泛笼统的伪概念，剩下来的也就只有政府说了算数的“国家利益”了。李文凯（广州编辑）（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