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针对当前部分行业和地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问题，国家正采取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遏止这一不良趋势。而要治理盲目投资，必须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倡导和推行“不可行性研究”不啻为一剂良策。报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曾计划到2005年将上海建成亚洲金融中心，当时，上海随即成立了两套研究班子，一套班子论证上海可以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另一套班子专门论证上海在10年内不可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这一举措在当时可谓是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尤其是不可行报告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它通过对资金拥有量、流动量、经济开放程度、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上海要成为亚洲金融中心获得某些条件还有相当难度。尽管经过反复权衡，不可行报告并未被决策者完全采用，但是它对决策者全面考虑上海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有专家呼吁，在当前部分行业和地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泛滥成灾的情况，有必要在政府和企业中大力倡导“不可行性研究”。因为依据不充分，决策不科学导致损失惨重的投资案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如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便是典型一例。在工程上马前论证显示其前景十分看好，当时有人乐观地估计，台湾海峡两岸可能实现“三通”，福州将被选为“直航定点机场”，届时对台民航业务量将会迅猛增长。如当时有人预测，到2005年长乐机场旅客吞吐量可达65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可达18万吨。正是在这样一份过于乐观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引导下，国家投资近30亿的这项大型工程建设规模过度超前，实际业务量远低于同期预测量，只达到设计规模的三分之一，设施大量闲置，运营5年累计亏损11亿元。长期以来，我们搞建设，上项目，其认识往往集中在正向思维上，表现为考虑有利条件的多，分析不利因素的少，正因为喜欢用正向的思维取代逆向思维，从而大大降低了对项目的评估质量，所得出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和主观性。

　　一位专门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批项目从上马之初就注定了被‘饿死’‘挤死’的命运，但是对种种风险和隐患，拍板者在决策之初却视而不见。”尤其是在一些地方，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硬性下达投入指标，层层签订责任状，更增加了盲目投资的随意性。在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组织的所谓可行性研究，实际上是在千方百计地蒙混上级审批机关。“可行性研究”蜕化成了“可批性研究”。如前年北方某市引进了一个设计投资150亿元的大型电解铝项目。为全力争取项目在该市落户，市里专门组织人员加班加点，仅用3天时间，就编制完成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如此仓促的“可行性研究”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实在令人心存疑窦。有报道说，过去的6年间，国内电解铝企业已由70家猛增到130家，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电解铝产能达到546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电解铝生产国，早已产大于销，在建和拟建能力还有500万吨。类似的现象，在钢铁、房地产、汽车、建材和纺织等行业也不同程度存在。

　　不可否认，能否正确决策，抓准项目，事关国家经济的健康长足发展，事关企业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一项正确的决策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从而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不可行性论证”可以视为正确决策的必要前提。因为“不可行性研究”可以使决策更加透明，更为科学。一方面它能够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倾听不同的声音，使决策更趋缜密、可行；另一方面，它能够促使决策者冷静地分析风险利弊，减少“拍脑门项目”和“首长项目”的出笼，始终保持头脑冷静，避免因急功近利，赶时髦，图形式，搞噱头而草率上马不应该上的项目。但同时也必须防止“不可行性研究”像可行性研究一样流于形式。可以说，决策上的愚昧也是一种腐败，而推广决策前的“不可行性论证”，对于少走弯路，避免失误，不啻为一项明智之举。吴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