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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至今，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期，其间发生的种种经济现象，为中国金融腐败指数的研究调查提供了丰厚的取证土壤

　　“纯粹的计划经济和纯粹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产生金融腐败。”《中国金融腐败指数》一位课题组成员说，“腐败指数的立论基础是——金融腐败的形成，首先要有权力产生独特的垄断资源，然后要有市场给权力交易的空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探索，这也为垄断的金融资源开辟了一个“卖场”。

　　当时，中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几乎完全垄断了企业所需的资金供给，可以直接分配货币。对于急需资金而又缺乏其它融资渠道的企业而言，这是一种巨大的垄断权力。

　　在此之前，这种资金供给完全是按照政府的行政计划配置的，其中并没有寻租空间。而80年代后的“转轨”带来“计划”与“市场”共存的局面，计划的权力开始“市场化”——这是中国金融腐败的开始。

　　仅举一例说明：当时，地方银行的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均由央行控制，工商、农业、中国、建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实行贷款额度控制，但市场经济初显峥嵘，业界投资热情普遍高涨，这便给奇货可居的信贷资源以交易的空间。很多企业依靠各大银行分支机构设置的账外账贷款周转。在余振东等人盗窃的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被置入开平支行账外账，直接向当地企业发放贷款。

　　1996年后，金融腐败以另一种特点出现：大量民营企业进入到这条权钱交易的链条，形成民营经济、银行、政府三角关系。

　　广州是90年代中期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混乱的银行贷款似乎也助了民营企业一臂之力。“那时候只要和银行上层关系熟稔，甚至有的行长在烟纸盒上写一个‘手谕’，都可以贷到款。”名青(化名)告诉记者。他是广州一家民企药厂的财务总监。

　　近几年的金融系统，似乎有荡浊涤清的趋势。据官方数据统计，2003年，全国违法放贷立案29起，涉及金额10107.55万元，比上一年大幅下降。“但依然有一些奇怪的经济现象为我们提供研究基础。”课题组成员说。

　　2004年，中国居民存款超过11万亿。庞大的银行存款积压的反面，却是中小企业持续贷款难。

　　从经济学角度看，造成存款和需求间通道堵塞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数量控制，即设置贷款的规模门槛；二是价格控制，即获得贷款的成本过高，中小企业贷不起。

　　“据我们调查，两种控制都有，而且价格控制导致了实际融资成本远远高过法定的贷款成本。”一位课题组成员说。

　　这直接导致了两个经济后果：一是信用缺失。如果信贷成本很高，则愿意借钱的人都是不愿意还钱的人，真正需要钱的公众却被挤到信贷圈之外，这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另一个后果是资金稀缺。

　　当业界反省金融腐败时，总会归结为制度不全，监管不力。“实际上，近10年是政府对银行的管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初逐步放松到退回完全管制的时期。”曾经担任海南人民银行副行长的经济学者蔡重直说。

　　然而，近10年也是不良资产激增的10年。蔡重直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四大商业银行总量为3.5万亿的不良资产中，有70%以上是在这10年产生的。

　　“这些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一是政府的全面管制和过多的干预，二是银行家的‘私心’，而银行家的‘私心’只有在政府的过多干预下才能得逞。”蔡重直说。

　　著名的海发行破产关闭案例，就颇有研究价值。1997年12月，海南政府为了拯救28家濒临倒闭的城市信用社，不顾股东大会的强烈反对，要求海南发展银行实施兼并，将28家资不抵债的城市合作信用社收入旗下，并托管了5家被关闭的城市合作信用社。接管的城市信用合作社总资产为137亿元，总负债却为142亿元。

　　这些城市信用社在80年代被大量分包给个人。很多承包人又把大量贷款投入到与自己有关联的公司或股东企业，然后本利长期不还，或反复借新还旧，使城市信用社严重亏损，最后将海发行拖入无力偿债的深渊。

　　如今，城市信用社已经快成为一个历史名词。除小部分并入城市商业银行外，大量都实施破产，但没有一个人为此负责。

　　蔡重直也回忆说，在海南任职时，曾看过很多只有一页纸的贷款申请，贷款原因大多语焉不详，但几乎头一段话都是，“根据国家的信贷政策”，“按照政府的要求”。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