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

　　当前国内围绕东扩问题进行的讨论似乎更像是“欧盟扩张论”的东方版本，更加突出欧盟改造和同化中东欧的单向进程。事实上，欧盟东扩的制度扩张特征仅仅构成了硬币的一面；而在硬币的另一面，正如欧盟委员会负责东扩事务的委员费尔豪伊根感慨的那样：“东扩后的欧盟将成为和今天不同的欧盟。欧洲的面貌将会改变，这些改变也将影响我们未来的共同议程。”

　　从正的一方来说，中东欧国家入盟的10年历程是一次艰难的、巨大的制度变迁过程，其影响之深丝毫不亚于1989年的政权更迭的影响。可以说，没有欧盟巨大的外在推动力，中东欧国家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制度变革，而仅仅停留在政治变革层面。仅举一例即可说明问题：中欧传统食品“古拉什牛肉汤”（goulash）原本需放置一天（不能进冰箱）才能品尝，否则会失去美味。但入盟后“古拉什牛肉汤”必须接受严格的欧共体食品法规监管，这道佳肴在餐厅最多只能摆放三个小时，之后就要依欧共体法丢弃或冷藏。十年入盟进程中无所不在的制度变革，已使市场经济规范和欧盟法律制度深入人心。

　　从反的一方面来说，我们不能将东扩进程视为西欧向中东欧“施恩惠”、对它们“任意摆布”的过程，更不能将欧盟苛刻的入盟条件理解为“迫其就范”。尽管欧盟自始至终主导入盟谈判进程，尽管中东欧国家确实在主动或被动采纳西欧的制度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向影响的缺失。对于欧盟的政治动力机制、决策机制、制宪进程、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而言，东扩带给欧盟的是质的变化。中东欧新成员国普遍认为波兰在欧盟制宪会议上联合西班牙否决宪法草案是“替我们出了头”，正是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影响欧盟政策体制的前奏。

　　像这样的正反辩证关系在东扩中还普遍存在。例如，一方面，中东欧国家的确是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欧盟，而人们也习惯于沿袭冷战时期的“东欧”概念理解新成员国的整体性。然而另一方面，中东欧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不应坚持用陈旧的“东欧板块”概念看待新成员国，否则恐怕要犯下“刻舟求剑”的可笑错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靠近西欧的中欧国家（如波、捷、匈、斯洛伐克）早在8—10世纪便已接受基督教，使用拉丁文字，成为西欧文明的一部分，其欧洲化的速度较靠近俄罗斯的东欧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等国）为快。笔者接触的几乎所有波兰人都强调“我们非常讨厌别人将我们称为‘东欧人’，这是冷战思维在作怪。”波、捷、匈、斯洛伐克四国之所以在“维谢格拉德集团”中抱团，与他们潜意识里的“中欧人自成一体”的观念不无关系。

　　此外，由于各自利益取向不同，西欧各国对于欧盟东扩的态度是有正有反、有公有私的。德国扮演“欧盟东扩发动机”的角色格外积极，显然离不开抢占东部近邻市场、扩大德国影响的考虑；英国大力支持东扩，私下是寄望于欧洲的扩大（而非深化）进一步冲淡欧盟的超国家特性，服务于英国抵制“布鲁塞尔凌驾于唐宁街之上发号施令”的外交目标；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这四个欧盟地区基金和共同农业基金的主要受益国尽管不敢明确表示反对东扩，但从内心深处是根本不情愿新来的小兄弟和自己抢地区发展补助与农业补贴的。

　　只有一正一反看清硬币的两面，才能打破传统理念与固化思维，才能尽览欧盟历史上这次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扩大向我们展示出的制度变革双向互动的历史性画卷。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27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