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云

　　有位农民作家给我来信，其中有几句话让我动容：“20多年来我始终坚守着最初的文学理想，甘于寂寞，忍受困顿，历经坎坷，为讴歌时代变革殚精竭虑。我骨子里仍是个农民，写不出时尚的东西，只能写我熟悉的父老乡亲们。”我觉得他的坚守是可贵的。

　　我赞成他的农民本位写作立场。因为第一，他坦然自承骨子里仍是个农民，这在今天的作家行列中不多见，至少说明他在作家身份认同上葆有自己的取向；第二，他怀着乡子弟般写乡父辈乡同辈的态度，这是一种对农村和农民认同型的情感态度，与另一些作家写农村写农民的认知型情感态度有别；第三，他以新时代新式农民为本位，即以改革开放时代处于生产、生活与心理、情感转型期的农民为本位，与历史上写农民的文学，与当代另一些作家以旧时代旧式农民为本位的文学都不同；第四，他写的是津郊即大城市郊区农民，与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腹地的农民有别。上述第三、第四点，关乎农村题材文学的某些新质。

　　我国写农村写农民的文学著于史已有数千年，而写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和农民的文学，产生和存在只不过一二十年。近年来农村题材文学却出现了某种弱化趋势，无论有多么过硬的客观原因，我以为都不应该。这些客观原因，我们的确应当正视，比如：当代历史前进运动的重心，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文学的变迁植根于历史趋向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从而当代文学的重心，总体上说也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人们的审美取向以及文学的市场价值取向，也在从乡村情怀向都市情怀转移。这一切不但是客观趋势，而且具有规律性意义，反映了历史的进步，因而是合理的。但规律常常有多方面的包容性，目前乃至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农村写作弱化的趋势，从实践的角度看，又是不合理的，有违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因为：一是文学要以人为本，农民迄今仍然是我国最大的社会人群，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当代文学不该也不能脱离农民；二是中国历史最深邃的底蕴是农民命运史，中国文学最深邃的底蕴是农民精神史。中国当代变革起自农村还要落到农村。文学若脱离农村忘却农民，将不利于历史前行，也不利于文学发展；三是当前我国农村和农民经历着的转型与新生，无疑是最具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文学主题。变革中、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不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独创性与原创性的新地，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诞生新的经典性与世界性的沃土。这种机遇真的千年等一回。

　　城郊文学资源也是值得开发的。大城市周边的农村，或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群之间的农村，终年接受都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市产业结构、都市人习俗的吸附和辐射，本身就具有城乡二元性，不同于远山远水远地的农村。在过去的历史年代，文学多在原乡远村结硕果，自有它的道理。放在今天，也还有它的道理，当然要有今天的写法。使人思索的是，远郊近廓的农村和农民，过去是常常被文学忽视的，不入农村题材文学主流，但今天应当有所变化了。郊县农村由于地缘特点或地理区位，成为可供作家驻笔于斯，兼顾并兼绘变革时代之城与变革时代之乡相接相叠画图的特殊空间。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转型中，郊县农村的变革蕴含着比一般农村或纯农村变革更为丰富、复杂、多元的信息。它内存着比一般农村更便于展示变革时代全景的某种可能性。

　　当代农村题材写作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商榷，那就是“内化”与“外化”的写法问题。有些作者有些作品，笔触避开对农村变革社会图景的正面描绘，而“向内转”，转入家族、家庭、男女个体人的情感行为，也许以为这样写更有人性内涵也更有可读性吧，也许以为这种写法表明了对传统写法的“颠覆”吧。但我想，我们诚然应当以人为中心，写人性、人情、人的命运、人的情感行为，以折射和回应社会变革的脉动，可要是笔触略过或宕开农村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农民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等等社会层面，又何能揭示农村社会转型与农民精神嬗变之巨之深？农村题材文学写作的与时俱进，写法与艺术表现形式和方式的开拓出新很重要，观念与认知的开拓更新很重要，求真务实的态度更重要。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27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