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曾惊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良家妇女卖淫案”近日开庭审理。此案的焦点是陶先碧涉嫌卖淫嫖娼的问题，被告方认为抓陶时陶有卖淫嫖娼问题。歌舞厅老板赵正香向检方证实说，自己在珙县医院时曾问陶，派出所说抓你时有“那种事”，在病床上的陶含泪摇头说，确实没有“那种事”。当晚陶死在医院。

　　与麻旦旦处女嫖娼案和夫妻看黄碟案相似，这样的案件都涉及隐秘的领域。从证据的角度来看，隐秘的领域很难获得确凿的证据，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是一对一，如果非强奸人承认，就不容易满足证据充分的定案要求。而且事实认定的难度也大，例如通奸或非法同居关系，和卖淫嫖娼之间很模糊。对于外界来说，很难进行清晰地判断。

　　我国法律将卖淫嫖娼纳入法律打击的范围，主要的规定有《治安处罚条例》和《刑法》。如果把我国关于卖淫嫖娼的规定拟人化的话，那可以看做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如果女儿卖淫，儿子嫖娼，作为父亲是不会容忍的。如果情节轻微，就用《治安处罚条例》给予轻微处理，如果情节严重，则要用《刑法》严惩。

　　“严厉父亲”和“隐秘”之间形成冲突。“严厉父亲”对打击卖淫嫖娼不遗余力，务求一个纯洁的社会风气。在这种动机的驱动下，很容易在公安机关内部形成这样的潜规则：对没有证据的，或者模糊证据的也要大力打击。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除恶务净。

　　于是公权力频频入侵私人领域，出现侵害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现象。能够出现荒唐的“处女卖淫案”，就是因为公安机关认为打击卖淫嫖娼是第一位的，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第二位的，当公安机关认为有可能存在卖淫嫖娼时，就从“宁枉勿纵”的角度出发，死死揪住嫌疑人。而更大的危害在于，如果为了打击卖淫嫖娼可以“宁枉勿纵”，那么这种权力有可能会被部分公安人员滥用。

　　除非大规模的非法窃听，否则国家权力很难入侵个人隐秘领域。而非法窃听是社会不能承受的，所以打击卖淫嫖娼与证据事实模糊之间的冲突是天然的，不可消除的。

　　因此，公安机关可以改变思路，不要全面铺开，而要抓大放小，把战线进行收缩。一个是将通奸或非法同居关系分开来，例如浙江金华分类处理卖淫嫖娼标准就是很好的办法。2月4日浙江金华市公安局推出新的裁量细则，将“通奸”、“非法同居”与卖淫嫖娼明确区分开来，明令禁止将通奸或非法同居关系按卖淫嫖娼处理。

　　另一个是致力于打击非法集团组织、强迫妇女卖淫，使用童妓等严重违法行为。如果全面出击，还不如对这些重点打击。本报评论员陈永苗（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