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据报道，针对安徽阜阳伪劣奶粉案等多起恶性制假售假案件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检察机关开展打击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专项监督活动，不但要查处直接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更要坚决依法查办违法犯罪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打掉其“保护伞”。

　　目前我国打击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行政手段，另外一个是司法手段。而且行政手段是主导，在新闻媒体上最频繁出现的打击部门主要是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工商部门、技术监督部门。

　　应该看到，行政部门在执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行政方法也有其短处。

　　打击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实行地域管辖原则，那么每一级管辖部门都在特定行政区域内行使职权。对于制假势力来说，只要用金钱等买通自己所在区域内的具有实权的腐败官员，那么就可以减少被绳之以法的风险。被买通者的级别越高，自己的风险就越小。在保护伞之下，就形成法律不能追究的盲区，导致制假售假事实上“合法化”。

　　这样一来，某些地方政府的腐败官员本身却成了执法的障碍。所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认为，从近些年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情况看，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活动猖獗且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相当一批案件背后有人撑腰，对犯罪行为支持、包庇、纵容，甚至有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参与犯罪。

　　行政方法还有一个短处，那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造成查处效率低下。与前面的相比，腐败官员充当保护伞的原因在于个人利益，而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则是与地方政府和各部门息息相关的。对腐败官员个人充当“保护伞”人人都喊打，追究起来可以毫不手软，但是涉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和部门利益的，就牵扯太大，所以处理起来举步维艰。所以这位负责人认为，查处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出发的“保护伞”，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既然行政方法有其短处，那么可以考虑扩大司法在打击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的作用。3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要求清查“有罪不纠、以罚代刑”现象。考虑行政执法和司法之间的“无缝隙”衔接，是为了扩大司法机关的作用。这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措施也是建立在看清行政方法的短处的基础上，而强调检察机关的作用要扩大司法在打击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的作用，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司法人员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因素的干扰。对于检察部门和法院来说，财政和人事受制于地方，因此只有在这两个方面独立于地方，才能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部门利益，在地方往往和政府利益牵扯在一起部门通常也是通过政府来干扰检察部门和法院，所以关键还是检察部门和法院在人事和财政方面的独立。本报评论员陈永苗相关报道见A09版（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