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

　　新成立的广西柳州市民营企业家协会一反“常规”，不拉政府官员入会任职。协会里既没有主管部门官员兼任会长、秘书长，也没有市领导任名誉会长、顾问，完全由民营企业管理者自愿组成、自主工作（新华网南宁4月28日电）。看到这条新闻，笔者为该市民营企业家协会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而高兴。

　　一直以来，民间团体请政府要员担任会长或秘书长，似乎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很多地方甚至把这作为推动政府和协会“双赢”的手段。对协会而言，有了官员加盟，就意味着民间团体有了权力背景，说话会更算数一些，腰杆会更硬一些；对于政府来说，安排官员到民间团体兼职，似乎更有利于释放那些有特殊专长的官员的能量，同时也便于对协会进行监管。

　　民间团体拉“官”配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由于官方的过多介入，许多民间团体逐渐变成了对下发号施令的“二政府”。服务的基本功能退化，管理和指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运作方式和运行机制变得不伦不类，习惯于靠开会或下发“红头文件”来布置工作，与民间会员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出现仗势违法敛财的闹剧。更重要的是，到民间团体兼职在某些地方成了官场的“潜规则”，协会也因此异化为官商勾结的俱乐部。目前我国的法律和公共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一些民间团体还是反腐败的“盲区”，一些心术不正的官员利用监督不到位的漏洞，把民间团体作为权力寻租的工具和冲洗贪污受贿“黑金”的平台。

　　作为官商的暧昧结合，一些地方的民间团体已丧失了推动行业或社会发展的初始功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更甚者变成了社会“毒瘤”。市场经济要靠公平和法则支撑，从民间团体中剥离“官衙”的某些属性，不仅有助于民间团体效能的发挥，对其自身的健康发展也善莫大焉。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州市民营企业家协会婉拒官员“入内”的做法，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每一个民间社会团体都有其特定的服务对象、特殊的运作方式，都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像柳州市民营企业家协会这样的民间团体不拉“官”配，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遏制“官化”的倾向。民营企业家协会真正成为一个“纯粹”的协会，才能避免无谓的行政干预，多做些研究市场、维护民营企业家权益的工作，使其在职责和功能上回归本位，真正成为民营企业家的“家”。二是切断权力和利益间的黑纽带。只有拒绝“官员”入内，才可望铲平“官商”结盟的渠道和“红顶商人”滋生的土壤。三是增强民营企业家的责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