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在我的印象中，有两个经济学家对宪政感兴趣。一个是哈耶克，再有一个就是布坎南。布坎南干脆就称自己的理论为“宪政经济学”。这本《宪政经济学》就是他这一理论的综合性著述。宪政经济学的基础是制度经济学，它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制度不同则效率不同。制度经济学关于程序的观念与法学中的程序主义非常相似。后者强调，只要符合正当程序，结果就是合法的。法学从公正出发，经济学从效率出发，它们殊途同归。

　　经济学的“效率”是指社会和谐的最佳境界。任何一个人以损害别人为代价的财富增进都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定义。由于整体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率”，因此只有在交往双方“一致同意”时，经济学家才可以说，这个交往行动是有效率的。

　　只是在现实中，“一致同意”虽好，却很昂贵。在布坎南看来，这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多数规则可能导致所谓的“多数人暴政”，其结果是对全社会都不利。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强调多数规则并非天然合理，对它要多加限定。

　　意识到“一致同意规则”会引致高昂的决策成本，布坎南将决策分为多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宪政层次。这个层次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规则进行选择。很显然，它也可以决定较低层次的决策规则，从而这些层次的“非一致同意规则”有了“一致同意规则”的合法性基础。在规则既定的情况下，因很多具体因素而会有多种选择，但总体上受制于规则本身。如果选择规则的规则出了问题，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就更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制度的错误是系统性的错误，宪政的错误则是全局性错误。反过来，如果我们进行宪政改革，将会给社会带来全局性的改善。在这时，宪政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了。从另一条路径，布坎南又发现，“一致同意”也可能导致无效率的结果。由于人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他们宁愿借债度日，让后代承担还债的义务，因此可能“一致同意”一个导致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政府政策，最终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效率损失。解决这一问题，布坎南也想到了宪法。在这一点上，布坎南接近了哈耶克。崇尚传统的哈耶克心中的宪法，不仅是规则的规则，而且是对立法机构的限制。在哈耶克这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最危险莫过于政府的过度扩张，而立法机构本身是无法自我约束的。在这时，宪政意味着，一个社会在什么领域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宪法作为一般规则，是居于所有人之上的难以更改的规则，它因此可以限制立法机构。然而，宪法最重要，也最容易被违背。这是因为，第一，宪法规则比较抽象，不够直观；第二，在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中，往往缺少针对违宪的可操作的程序；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恰恰是宪法规则应该约束的主体，即政府各个部门，由于掌握着合法权力并处于垄断地位，社会更难对其进行宪法约束。这正是我们要进行宪政改革的原因。

　　（《宪政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