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人问我，什么是在我的读者与我之间产生误会的最常见的原因，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幽默。那是我来到法国之后不久，我对一切都很腻烦。当一个著名的医学教授表示希望见到我，因为他喜欢我的《告别圆舞曲》时，我真是受宠若惊。他认为我的小说有预言性，斯克雷塔大夫这个人物在一个温泉城市治疗不孕妇女，他悄悄地借助于某种特殊的注射器为女病人授入他自己的精液，在这一作品中，我涉及到了未来的一大问题。教授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人工授精的学术讨论会，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给我念他论文报告的草稿。提供精液应该是匿名的、无偿的而且（这时他瞟了我一眼）是出于三重的爱：对一个渴望完成其使命的陌生卵子的爱，提供精液者对自己因供精行为而得到延续的本体的爱，最后还有对痛苦的、未获生理满足的夫妇的爱。随后，他又瞪了我一眼：尽管他对我抱有敬意，他仍然要批评我：我没能以足够有力的方式表达清楚提供精液行为的道德之美。我于是为自己辩护：小说是喜剧！我笔下的大夫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不应该把一切都那么当真！他不信任地反问：那么，我们不应该把您的小说当真喽？我被问得糊里糊涂，突然，我一下子明白了：再没有比懂得幽默更加困难的事了。

　　在完成了《告别圆舞曲》的创作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最初时日里，我以为自己的写作生涯从此结束了。那是在俄国军队占领捷克时期，我们，我的妻子和我，有别的伤脑筋的事。只是在我们到达法国一年之后，在整整中断了六年写作之后，我才又重新握起了笔。但这一次却没有什么创作激情。我惶恐不安。为了能重新感到脚下尚还踏着一方坚实的土地，我打算连接以前曾做过的事：写《可笑的爱》某种意义上的第二卷。这是何等的倒退！

　　二十年前我正是以这些短篇小说开始迈出了我散文创作的第一步。还算幸运，在信手涂鸦写了两三篇“可笑的爱之二”以后，我明白我实际上正在写一些全然不同的东西：不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而是一部长篇小说（我随后将它起名为《笑忘录》），一篇分为七个独立部分而又具有某种整体意义的小说，当人们单独阅读这七部分的任何一部分时，它就会丧失好大一部分意义。

　　历史学描写的是社会的历史，而不是人的历史。因此我小说所谈到的历史事件通常都是被历史学遗忘的事件。举例说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全面白色恐怖前有大屠杀发生，是官方组织的，放狗来咬！这个插曲被彻底忽略了，对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而言没有丝毫的重要性，但是它却具有至高无上的人类学意义！这也是我在《告别圆舞曲》中惟一用来暗示政治气候的插曲。（《告别圆舞曲》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