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5月8日报道，为建设商贸城，某县委、县政府办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商贸城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四包”是指，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对不能认真落实“四包”责任者，将实行“两停”处理——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对纵容、默许亲属拒不拆迁、寻衅滋事、阻挠工作的，将开除或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同时打出标语“谁影响当地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

　　对这样一份“公文”内容和标语口号，笔者实在感到吃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该县不仅如此说，更是如此做的。据报道，该县教师李红梅、李小春姐妹因拆迁事件被迫与在县委县政府工作的丈夫离婚，原因是不想影响丈夫的仕途；但两姐妹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因此而避免惩罚，两姐妹先后被一纸调令，被迫“上山下乡”去了。

　　对该县在建设商贸城过程上，以行政命令对公职人员搞“威胁恐吓”，并“打击报复”、“株连”，笔者实在无法相信这样的“事件”竟然会发生在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日趋完善的今天。该县缘何敢如此“胆大妄为”？

　　笔者以为，“迫不及待”的发展欲和错误的政绩观是其“铤而走险”的主要诱因。据报道，该县自2000年“科场舞弊案”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影响。为求摆脱困境，该县经多方努力，决定建设商贸城，需占地189亩，项目涉及拆迁居民1100多户，动迁人员达7000余人；拆迁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团体达20余家。本来按理说，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事与愿违，该县采取的方式却是行政命令式的“霸王刀法”和“强迫报复”的株连方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与其说是该县在发展地方经济，“男儿当自强”，还不如说是在利用公权“强奸”民意，以强凌弱，以势压人。究其实质，是源于该县主要领导个人政绩观的膨胀和发展仕途的权力欲在作怪发酵的结果。

　　另外，“老子称霸王”的心态是导致其“无所顾及”的另一重要原因。据报道，该县所在省建设厅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曾先后发去公函，要求该县“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纠正错误行政行为”。但当地政府却以发展经济为名，不理不睬。今年4月21日，嘉禾县政府对李会明房屋实施强制拆迁，县人民法院出动200多人参与强拆行动。当天，李会明、李爱珍夫妇和陆水德三人站在房顶上抵制拆迁，被警方带走，数天后，三人均被处以拘留，罪名分别为“暴力抗法”和“妨碍公务”。李会明之子李湘柱，原广发乡政府公安特派员，因未完成“四包”任务已被免职。

　　很显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对于公权在手的地方政府来讲未必会引起应有的警觉。在他们眼里，“发展”地方才有道理可讲，没有发展就没有个人仕途的明天。为了发展，他们完全可以采取极端手段和极端措施，不仅包括“四包”、“两罚”措施，也同样包括红底白字的大字标语警示口号，彰显着县委县政府的发展决心。

　　但是，笔者想问的是，是谁给了地方政府这样大的“自治权”？又是谁给了地方政府这样大的处罚权？

　　我们知道，房屋拆迁事关开发商和住户两者之间的事，本来无须政府出面干预，对于双方能否谈成也应通过市场途径加以协商解决。而当地政府却直接插手房屋拆迁，强买强卖，更有甚者，将房屋拆迁成功与否的责任直接落实到与拆迁户有直接或间接亲属关系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工作人员身上，无疑该县将解决问题的矛盾扩大到亲情、家庭身上。这种做法是一种“强盗”作风，令人齿冷。

　　政府的责任是与民造福，想民所想，为民分忧，但是该禾县的做法却背离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本意和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精神实质，不仅做法错误，而且直接的后果是造成当地“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干群关系的紧张，造成家庭分离、兄弟反目、妻离子散。这也与中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背道而驰，是不折不扣的“霸王条款”和“霸王作风”。

　　发展地方经济本来是好事，但决不能将发展经济与制造内部矛盾和紧张关系联系起来，更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搞“行政暴力”，试图以权代法，以权压人，牺牲他人的利益和合法权益。政府的公权力是有限的，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利用自己的公权力，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去人民的信任。

　　另外，从该县做法不难看出，这样的思维弥漫于整个领导班子。普通工作人员对县里的做法有苦难言，只能是忍辱负重。这种现象决非是正常的。谁来有效监督该县政府和县委的工作，约束其公权力的无度和混乱？

　　建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对于全党的要求，看来，相关政府应及早出面，化解目前的“危局”！(稿源：红网)(作者：陶迎军)(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