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生

　　西安宝马彩票案真相大白，举世皆惊。人们怎么能不惊？“四个大奖三个托儿”，其中唯一中奖的刘亮，还是因为造假者自己“意外失手”所致；人们怎么能不惊，刘亮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摸到大奖，却被真正的造假者诬陷为“改票骗奖”，险些让小伙子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人们怎么能不惊，1700万销售额的体彩，850万的购买人次，就这样被彩票发行人玩弄于股掌；人们怎么能不惊，人们寄予厚望的国家公证机关，在这样的欺骗丑剧中不仅没有尽到为彩民把关的责任，而且事后竟连一句像样的交待都没有……，然而所有这些，其实还远远没有“惊”到根子上。

　　当前，只有福彩和体彩是我国合法发行的彩票，而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彩票具有太多“博”的性质，机会公正，是此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需要整个发行链具有相当高的信誉保障。福彩和体彩得以发行，其最大成本，就在于是在以政府信誉为担保的。但是，这样的“政府信誉”到了某些执行者的手里，却变成了可任意变现的寻租工具——财政部明确规定：彩票机构不得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但是陕西省体彩中心却还要与私人签订承包合同。这其中除了贪图省心、省事，更有“只赚不赔”的利益考虑。但是，省心省事只赚不赔的背后，却是“政府信誉”的拱手相让，百姓的购彩热情惨遭愚弄。

　　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据央视报道披露，彩票承包商杨永明的做假行径，在业内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但他不仅没有因此被清退，陕西省体彩中心反而继续扩大他的承包金额，从2003年的1500万元，上涨到2004年的1800万元，甚至还被陕西省体彩中心封为即开规模彩票的销售主管。对一个此前已劣迹斑斑的发行商，对其施以这样宽松的环境，如此巨大的信任，是无论如何难以用“失误”来解释的。杨永明就不用说了，逐利的本能，对其造假、钻营等所有违法行为来说，都不失为合理的解释。但对于福彩中心来说，他们对自己“转包政府信誉”的行为，又该做出怎样令人信服的解释呢？

　　西安宝马彩票案真相之丑恶，后果之严重，都是极为罕见的。从眼前说，西安一地的彩票舞弊，无法不对全国形成波及，因此它无法不对彩民的购彩信心形成动摇，使我国彩票业备受打击；从长远一点说，它败坏了政府形象，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从根本上说，此案挑战社会诚信，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为“人心向恶”起了可悲的催化作用。这一点，只要想一想陕西体彩中心某领导“用脑袋担保”的信誓旦旦，我们就不难体味。

　　透过陕西宝马彩票案，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党中央对各级政府提出“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时代自律，在实际贯彻中的艰巨与复杂。没有长期、持久的努力，没有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政府的“时代自律”不可能落实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对此案当事人刘亮与其家人、律师可贵的维权意识，对央视等媒体新闻工作者维护正义的可贵良知充满敬意。是他们，揭开了一个弥天大谎，让公正的阳光射进了骗局的黑洞，使人们有了不再受骗的可能，他们本应得到全社会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