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言

　　中国是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文化市场的潜力特别巨大。但在实际生活中，文化产品的价格标准与广大群众的购买力比例失调，公民的平均文化消费水平与巨大市场潜力差距甚大。这从演出市场居高不下的票价上可以见出端倪。

　　传统上，中国老百姓最时兴的文化生活就是“听戏”，节假礼拜、亲来客往，花个块儿八角就可以“泡”上半天戏院。现如今，花几十块钱看场电影、上百元钱看场话剧、数百元上千元听场歌剧、芭蕾和音乐会，碰上国际大牌演出，五六千元的票价也已司空见惯。票价的日益攀升，确实让一般人望而却步。看文艺演出已经成了普通文艺爱好者的一种十分奢侈的消费活动。

　　如果影剧院真是宾客盈门、应接不暇，那么，以高昂的票价来调节供需倒不失为一计良策。事实上，除了为数不多的场次因为出演者的巨大号召力和成熟的市场运作而获得较大成功之外，大多数情况下，影剧院都在为顾客稀少、人气匮乏而发愁。

　　为什么明知需方购买力不旺还要依然故我地保持虚高的价位，而不能屈尊降价以吸引观众呢？这就是目前演出市场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曾几何时，文艺界议论最多的声音之一就是放开票价。应该说，面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的繁荣状况和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定价标准，放开票价的要求与实际效果都是很好的。问题在于，人们过于天真地以为放开了票价，文艺就能大有斩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自身的持续发展问题。实际操作过程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一是票价从元角计算几乎是在毫无过渡期地一下子进入了十百千计量的阶段，而人们的接受心理和实际收入水平并未能随着票价上涨幅度成百上千倍的几何增长；二是与票价上涨的改革配套措施没有随之跟进，特别是文艺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不能尽如人意，无法给人以物有所值的感觉；三是演出过程伴随的文艺产品制作、演出人的食宿差旅，还有场租、中介、宣传、保卫及“大腕”们天价的出场费等等，也都水涨船高。除了少数的运营商得到了实惠外，大部分票房收入都散失在演出运行的各个环节之中。因而，上涨票价的好处真正落到普通艺人和文艺生产、演出单位身上的并不多。恰恰相反，由于票价的上涨超出了一般观众的承受力，平均下来，电影放映和艺术演出的观众人次却呈连年下降趋势，一线的文艺院团更多地领略到的却是“无人喝彩”的窘迫。

　　既不能以高票价换取高回报，又缺乏有效手段来控制中介环节的高额支出，再加上文化市场形成初期各路英雄五花八门的运作方式以及文艺院团把高票价视同于高水平以保持自身“面子”等问题，票价下降或自由浮动则如同当初提价一样变得敏感而又复杂，从而形成了目前演艺市场票价上去下不来的尴尬局面。

　　文艺院团要繁荣创作、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归根到底离不开人民群众。小到具体剧目、大到艺术式样，如果没有观众捧场、没有市场需求，也就没有艺术的生命力。那种脱离群众消费实际，靠了赞助、摊派和赠票来维持的虚高票价，不能反映市场的供求实际，不是一种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因此，也难予对于文化市场的培育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市场调节的灵动性就在于它直接受价值规律的制约，依托经济杠杆在商品市场上自然运行。能上不能下的票价还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应当强调，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需求，不同档次的文化产品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实行不同的价格标准。少量的高精尖艺术剧目或某些时尚的流行的艺术商演，只要有市场，你可以随行情抬高票价；大量的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电影、戏剧和综艺性演出，票价则不易过高。高了只会抑制需求而不会促进消费。无论用千万条理由来辩解，唯一的硬性的门槛你就过不去。因为让一个民工用辛苦一天的劳动所得去看一次电影，让普通工薪人员用10天的薪水去看一场戏，让一个大学教授用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的薪俸去听一次音乐会，不否认一次两次可以，多了则没有可能，哪怕你有天大的本领也做不到。

　　虚高的票价吓退了文艺的广大忠实观众，如果我们不想让广大群众一两年甚至数年不进电影院和剧场的现象再继续下去的话，重新审视文艺演出票价的定价政策已经到了不能再拖延的地步了。长此以往，真正为虚高票价买单的不再是观众，而是艺术家和一线的艺术院团，最终最大的蒙受损失者，毫无疑问是当代文艺自身。

　　《人民日报》 (2004年05月11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