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杨永明等三人的被捕、交代，“西安宝马彩票案”的内情逐渐明朗。面对触目惊心、肆无忌惮的造假黑幕，人们在控诉不法奸商的贪婪无耻、胆大妄为的同时，有理由追问：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如此拙劣骗局究竟还暴露了什么，还有没有类似的假彩票阴谋仍然不为人知？于是有专业人士呼吁“制定《彩票法》是当务之急”，“应尽快出台彩票法。”

　　尽管笔者也认为，相关法规不健全是彩票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制度缺陷，出台《彩票法》对规范彩票发行工作的重大意义毋庸置疑，但同时也觉得，要根本解决西安彩票案中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仅仅呼唤一个《彩票法》，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首先，从已经揭露出来的事实看，这一案件的发生远不就是“无法可依”造成的，而恰恰在于有关管理部门有法不依，首先为骗局的生成大开了方便之门。

　　财政部《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早就明确了：彩票机构不得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而且同时也规定，对于彩票承销商要有严格的资质要求，在经营中有不良记录者不允许涉足其中的。为什么西安体彩中心对此置若罔闻，把一切都交给一个前科不断的奸商呢？显然，这里并不能单单用一个法律法规“没跟上”来说明。

　　更进一步看，对于高额中奖彩票，即使财政部没有规定中奖人需要在彩票背后签名，这种签字画押、立字为据的规矩也应该是一般民事交往行为的常识，何至于就偏偏在如此重要的兑奖场合被“巧妙”地遗漏了呢？四个大奖中奖人有三个都是假的，身份材料都有问题，而且一个的身份证号码明显缺了一位关键数字，这样的中奖情况居然就给公证通过了。小孩子仔细一下都能鉴别的错误，秉持公证责任的公证人员硬就是看不出来，这不能也说是“相关法律建制不足”、缺乏“法律依据”吧？———没有法律，我们起码还是心智、思维健全的人，底线的秩序常识总应该有。

　　正如西安体彩中心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的，“杨永明靠作假获利是公开秘密。”（《北京青年报》5月9日）是啊，同一个人接二连三地造假，越造越大、越来越有恃无恐，腐败土壤的深厚程度由此不难想见———这都是法律缺位造成的？显然不是。

　　健全的制度、法律对社会诚信、秩序环境的维护固然至关重要，但任何法律、制度的得以遵守，同样需要一个基本的社会道义心理基础来支撑。如果甚至连“不能骗人”、“数数要清楚”这样的事情都非等着法律来规定，那法律将何胜其烦？我们又将为维系这社会的运转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

　　作者: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