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冰冰

　　很多人有这样的体验，在谈及社会治安问题时，我们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外来人口＝犯罪高危人群。还有一大串的统计资料佐证，如深圳1995年的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口占97％以上，这样的数字似乎成了铁证。于是，将外来人口视作“治安包袱”，通过公安机关的“高度戒备”来“管理”外来人员，就成了通行的做法。

　　在我们有关罪案的新闻中，也常常会列明犯罪嫌疑人的籍贯，大多是一个内地的乡下。有意无意间，人们几乎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防水防火防外地人。

　　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老百姓，包括外来人口，都是良民，但因为有了外来人口＝犯罪高危人群这样一个前提，有关部门的“高压态势”似乎也师出有名。

　　如果不是深圳的公安部门提出另一种看法，我的观念与上面相差不多。昨天出版的《深圳蓝皮书》，首次公布了深圳市公安部门就外来人口问题所写的调研报告，最值得一提的是外来人口高犯罪率观。它指出：虽然1995年以来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口占97％以上，但与各自总人口比例(常住人员约为万分之2点2，外来人口约为万分之17点8，根据2002年数据)、常住人口构成的历史、犯罪种类、动机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等诸方面考虑，并不能得出外来人口是治安包袱的结论。

　　如何理解这段话？虽然在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员的比例很高，可是，外来人员犯罪人数占外来人口的比例，比常住人员犯罪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要低，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一个外来人员与一个常住人员，后者“有可疑”的可能性要大于前者。这与我们从前的想法差别实在太大了，但公安部门这样的结论绝对是“摆事实，讲道理”。

　　外来人口不是“治安包袱”。认同了这一点，那么，针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制度，有必要重新审视，警力已经不够了，更应该用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