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江苏滨海县今年实行了“民主弹劾干部制度”，人大代表、党代表乃至普通的干部群众均有权利对工作不称职的干部进行弹劾；被弹劾人自弹劾通过之日起解除职务，并且三年不得担任同一职务。（5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从南京市的万人评议政府行政部门，到湖南邵阳“民意”罢免城管局长，再到江苏滨海的“民主弹劾制”，普通公众在官员评价与任免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同时“做官”的风险也在不断地增大。

　　早有有识之士指出：在中国，做官是风险较小的职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做官”的收益未必最大，但确实是一种典型的低风险职业；只要不去碰为数不多的几条“高压线”，无论是做“好大喜功”的“腐败官”，还是做无所作为的“太平官”，“乌纱帽”被摘的风险都不太大。

　　“做官”的风险如此之小，乃是缺乏必要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做官”之所以风险极低，乃是因为能够给官员们制造风险的人太少了，乃是因为可以撼动官员“乌纱帽”的人太少了。在行之已久的现行干部用人制度下，各级政府官员的任免大权实质上大都操之于上级官员之手；对于各级官员来说，只有更高级别的官员才能够给他们的“做官”职业生涯制造风险；至于最广大的公众，他们却难以对官员们的升降任免发挥实质性的影响。

　　在干部升降任免权力牢牢集中于权力高端的格局下，“做官”的风险只来自于有限的上级。因此，为了规避风险，官员们的策略自然是或投上级所好、动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取悦上级，或避上级所忌讳。无论如何，取悦少数人总比取悦多数人容易得多；从规避风险的难度考虑，“做官”的确是典型的低风险职业。

　　然而，“做官”的风险越低，“太平官”、“贪官”出现的概率就越大，政府官员们对公众利益可能造成的破坏也就越大。为了从源头铲除滋生“太平官”、“贪官”的土壤，就必须增加“做官”的风险，而这正是体制改革中制度创新的主旨所在。

　　南京的万人评议政府部门、湖南邵阳的“民意”罢免城管局长，江苏滨海的“民主弹劾干部制度”，以及部分基层干部的“直选”尝试，这些制度创新的原意在于增加公众给官员制造风险的能力与机会，以此增加政府官员“做官”的风险。广大的社会公众或通过民主评议或通过直接弹劾，在相关制度的保障下，公众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对政府官员的升降任免发挥作用。

　　如此一来，“做官”的风险空前增大了。能够制造风险的人成为了多数，政府官员们注定要时刻承担来自普通百姓的职业风险；同时，官员们规避风险的难度也成几何基数增长，为了继续“做官”，他们不得不从取悦上级转向取悦公众，他们只能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投公众所好上面；于是，更多的官员会在特定制度安排的激励下更多地倾听百姓疾苦、积极回应公众的利益诉求。因此，如果“做官”的职业风险在相关制度的保障下上升到一定高度，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良官风、政风就能焕然一新。本报特约评论员毛飞 相关报道见今日A13版（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