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国家发改委新闻办人士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最近盛传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上调1.4分的新闻，属“以讹传讹”。这是近来连续若干起对“疑似新闻”进行辟谣或者澄清的最新一件。大到国际新闻中“拉丹被捕”，小到娱乐新闻中“李连杰出家”，不少引人入胜的新闻，都似乎是走样变形的信息。倘若结果不过是添了谈资倒也无伤大雅，但关乎国计民生、民族情绪的时政新闻也疑似来疑似去，直接伤害的是媒体的公信力。

　　早先是有媒体爆出民航航班延误将参照国际惯例进行赔偿，结果民航总局出面表态，航班延误赔偿并无国际惯例；继而韩国要“抢注端午节”的报道一石千浪，结果一番闹腾之后被证明并非如此；而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关于我国将设50个省级行政区的消息，在网络上被佐以地图后，广为流传，结果相关人士澄清只是个人研究观点，只是被不少媒体转载后被断章取义，造成严重失实。

　　这些例子中的事端，之所以被称为“疑似新闻”，是因为它们都存在似是而非、甚至真切的新闻背景：民航总局以及下属各航空公司关于航班延误的赔偿讨论、全国行政区划改革方案的研究、全国能源紧张与各地“电荒”频仍……都是已经媒体报道并广受公众关注的重要时事。媒体的敏感反应，无疑是整体社会要求了解更多相关信息的表现。被扭曲、夸大而变异的信息，结果引发相关部门出面，并借媒体的声音进行辟谣、澄清或者矫正，从而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这在一个大的传递层次上也是一番信息求真的机制。但这样一个信息求证的大过程，不能省略原本媒体首先应该履行的信息求证小过程。这一连串事件暴露出来的，正是媒体自我求证信息小过程的严重缺失。

　　毫无疑问，新华社、人民日报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少有疑似新闻的报道，由于它们的中央属性，如果对相关问题进行报道操作，可以并不艰难地采访到新闻需要核实求证的各方；而有了这些全面权威的报道，其他地方性媒体的“疑似新闻”则显然也没有再出台的必要。因此疑似新闻的出笼，首先在于“确凿新闻”的缺位。

　　而市场属性相对明显一些的其他媒体，自然能够有足够的新闻敏感，但屡屡不去核实求证信息而爆出疑似新闻，只能有两个解释：一是这些媒体主观上漠视职业操守、摒弃质疑精神；二是对于它们而言，某些新闻的核实求证通道并不通畅。但市场属性下的安身立命之本基本上决定了这些媒体不会自掘坟墓。对于大部分媒体而言，操作行政区划改革、电价调整、民航事务等时政性质的新闻选题，要打交道的对象，往往是侯门深似海的机关部委，有求必应的几率实在低得可怜。一项调研课题曾于去年在全国媒体从业者中进行问卷调查，3000多名答问者认为：当前新闻从业最大的困难是“获取信息”之难，即采访难。这在时政新闻领域尤其明显：有不少媒体从业人员抱怨，给某些部门发去传真，结果如泥牛入海；打去电话，会被告知无可奉告；登门采访，十之八九要吃闭门羹。如此种种，正反映出我国时政新闻查核机制的现状。

　　在信息时代，权力机构与公共机构握有相当数量的公共信息，其中政府是公共信息最大的拥有者，而新闻机构只不过是公共信息的采集者。保证信息准确真实的责任，首先系于前者。倘若相关部门以开放、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路媒体，媒体自然就不会听风是雨、辗转转载以致信息走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