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邵道生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在《条例》第二条中得到了再一次强调。

　　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党不管党”，那是无法想象的。那么，怎么个管法？只有两个字：就是“从严”，松松垮垮、疲疲沓沓无论如何是管（治）不了党的。所以，管党（治）一定要“从严”。翻一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著作、文章，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论述，譬如，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之说。

　　不过，只要你不是故意回避现实，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确是执政党遇到的一个“大难题”。它，不是出在理论上人们认识不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实际上这简单到了无需论证的地步），而是在实践上存在着“总是解决不怎么好”和“总是解决不怎么了”的难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执政党总要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之原因所在。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总是解决不怎么好”和“总是解决不怎么了”呢？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实践家们肯定有自己的见解，而对中国社会发展还算比较关心的我当然也有自己的认识，这儿谈的也算是自己学习《条例》的一个体会吧（当然，属于抛砖引玉的一孔之见）！

　　第一，缺乏监督使“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缺乏制度保证。

　　一二个人出问题，还是好管的，一大帮人出问题，就比较麻烦、比较难了，这就叫“法不责众”（或“纪不责众”）。现在大家明白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关键是对“第一把手”的“管”，是对“第一把手”的“严”，一般来说，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都管好了、都严对了，那么，就可以“放心睡大觉”了（邓小平语）。但是，在过去，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譬如，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沈阳的土皇帝慕绥新说：“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所以，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这是个“通病”，结果是什么？是“谁都不敢管、不能管、不想管”，在缺乏管（治）的制度保障情况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又怎能落实到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行为中去呢？所以，它也就只能停留在政治口号的号召式层面上了。

　　第二，党內的“山头主义”现象阻碍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具体执行。

　　在这里我提出了一个“党内的‘山头主义’现象”这一“敏感”而又有带有“争议成分”的概念。

　　“党内的‘山头主义’现象”这一提法有没有根据？大致有以下几点：（1）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经常进行“党内路线斗争”，因而经常有“路线内”（“正确路线”）和“路线外”（“错误路线”）之分，前者是“自己人”后者则是“外面人”，一般的规律是对“自己人”不怎么太管也不怎么太严，对“外面人”当然是“严管”的，必须看到多年来形成的这种“自己人”和“外面人”的带有“山头主义”色彩的管理模式仍有一定的影响。（2）党内提拔干部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你办事，我放心”这种上级决定下级的“六字方针”之模式，这一选官模式带有一定的“人治性”，有一定的“非理性的情感因素”起作用，容易产生“你是我的人”、“他是他的人”这一“山头主义”倾向，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也就比较难了。（3）受当今腐败窝案串案特点之影响。如今社会腐败经常呈现以“第一把手”为中心的官员链，这些腐败了的“第一把手”经常是将自己“信得过、靠得住”的人放到“关键部门”、“要害部门”，腐败分子的这一发展特点使这些地区（或单位）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变成一句空话（指案发之前），同时也加大了案发之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难度。

　　第三，“问责制”难以在组织用人领域中实施。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的讲话说得好：“我这里要强调一下，现在存在漏洞不少，要特别注意研究解决领导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凡是查出这样案件的地方和部门，都要弄清楚这些人是怎么上来的，怎么受表彰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措施避免这类现象继续发生。问题严重的地方和部门，首先要把那里的党组织整顿好。”

　　的确是这样，反腐败开展到现在，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被送上法律的审判台（甚至是“断头台”），腐败分子边腐败边升官现象居然成为当今腐败的另一大特点。于是，有识之士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应该对此现象负责？”、“应不应该对失职、渎职组织干部追究领导责任？”、“又是谁将不该提拔的人提拔了，将不该重用的人重用了，将不该奖励的人奖励了？但是，现在有多少地方、多少单位这样做了？！有多少地方、多少单位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对那些造成严重损失的，有多少地方、多少单位在追究其领导失察、失职的责任？但遗憾的是，社会对此“鲜有回答”。谁都不去总结，谁都不去负责，谁都不去追究，“失察不追究”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这样一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自然就难以实施，自然就变成一句空话。

　　第四，“在法律（或党纪、政纪）面前不能人人平等”阻碍“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实施。

　　笔者与大名鼎鼎的歌星毛阿敏无冤无仇，还蛮喜欢听她的歌，但常用她犯的案与普通高级工程师魏宝林的案子进行比较：一个偷税61278﹒8元，一个偷税1060800元，后者是前者的17﹒31倍；一个是初次偷税，另一个是一犯再犯；一个是判了2年有期徒刑后立即失去了人身自由并立即收监执行（连通常的缓刑都没有“享受”到），一个是照样唱歌，照样潇洒地活跃在中国公共社交舞台上，照样被一些媒体像捧星星捧月亮似地捧着，而且不断地有文人为其偷税漏税辩解……于是，人们有理由问一个问题：俩个人的偷税金额的差距如此之大，犯案的情节如此之不同，为何所受到“法律的待遇”会如此之不同？

　　于是，我就想到了“在法律（或党纪、政纪）面前人人平等”的这句话。的确，对这句话，谁都会说，谁都敢说，谁都能说；对这句话的含义及其执行的重要性，谁都清楚，谁都明白，谁都理解。但是，一到实际案件的处理之中，它就跑调了，就变味了，就走样了，就变得很不像话了。在一些地区对一些案件一些涉案人的处理中，在法律（或党纪、政纪）面前就是不能平等，现实生活中像魏宝林和毛阿敏这类“事实上的不平等”，不是一件二件，而是一大堆。查起案件或事故时整个社会都兴师动众，像当回事在办着，然而到了最后，却总是不了了之，总是来一个虎头蛇尾……于是，该判刑的不被判刑了，该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就不受党纪处理了，该在法律（或党纪、政纪）面前人人平等的也就不平等了：对同样“犯的事”，对“当官的”就严不起来而对“老百姓”却很严很严，对“有名人”就严不起来而对“无名人”却很严很严，对“有钱人”就严不起来而对“无钱人”却很严很严，对“有后台的”就严不起来而对“没后台的”却很严很严，对“有势力的”就严不起来而对“没势力的”却很严很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有的当权者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如“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等等，惟独忘了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会议上所说的一句话：“对领导干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要坚决改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中发现的违法违纪事件越要严肃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违纪违法的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因此，只要“在法律（或党纪、政纪）面前不能人人平等”这种现象不能改变，那么，要实施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

　　在最后，我想作“最后的陈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工程，涉及的范围、问题、领域很多，不仅难度较大，还需要一个“过程”，不过因为有了《条例》的出台，有了“制度的保证”，信心还很是有的，对实施的前景绝对是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