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老外”本地“主人翁”

　　5月13日下午，一场暴雨倾泻广州，天河北路金田花园对面路段交通严重堵塞，双向司机为抢道而互不相让，而交警迟迟未到，就在场面乱成“一锅粥”之际，一名路过该路段的外国人挺身而出，打着手势，指挥两边的车辆通行。(5月14日《信息时报》)目睹这一幕的司机和乘客事后告诉记者，自己当时真是“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的是如此鲜明的对照。暴雨淹路，交通拥堵，我们的司机为抢道而互不相让，宁可堵在一起大家都走不成，也不愿退后一步海阔天空疏出一条道来；我们的交警，关键时刻人影儿都找不到，指挥缺位。道德素质滞后在先，道路管理缺位在后，不要说大雨淹道，就是平时晴天白日，交通恐怕也不会顺畅到哪里去。结果，被既有觉悟、又有主动性的老外抢了先，充当了“临时交警”指挥交通。说起来也怪，老外指挥得并不专业，但车辆倒服服帖帖。老外，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翁，而我们国人没有。

　　对此，难道我们不汗颜么？难道我们不需要反思这座城市的精神么？难道我们不需要反思管理者和市民的觉悟与素质么？　钱跃

　　“太空看长城”还要纠缠我们多少年？

　　5月13日，美国宇航局的太空网站公开了欧洲太空总署一颗卫星于今年3月25日拍到的照片，它清晰地显示出长城的轮廓。(《南方都市报》5月14日A13版)

　　当笔者仔细看了这张卫星拍摄的照片及给人以模棱两可印象的新闻后，和以往一样，仍然不能确定人的肉眼到底能否在太空中看到长城这个问题，不用说，关于这个争论还将继续下去。这实在让我忍无可忍了：一个并不复杂的属于常识范围的物理现象，我们竟然在全国范围内争论了好几年，至今仍无看到权威结论的迹象——我们的科普效率怎么这样低？这种现象在局外人眼里是不是一种耻辱？

　　我当然明白，支撑人们对这件事保持持续关注和讨论的，是一种淳朴的爱国情结以及对这种情结的盲目性的质疑，但这场争论的根源却出在我国文化工作者对科技常识的缺乏。虽然“太空可看长城”这说法最初出自美国航天员之口，但他不是在为我们写教材，他当时的表达很简单也很随意，这无可指责。但当我们的教育专家要将其编入教材时，就应该进行必要的、细致的采访，将“距地面多少米的太空”、“太空中肉眼看长城需要哪些天气条件”等情况向学生们交代清楚。可惜的是专家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将文章的重点放到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渲染和自豪之中去了。

　　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有人在媒体上对这篇教材的真实性进行质疑时，相关部门的权威科学家们就应该马上站出来澄清事实，以证视听，这既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良心。

　　但一直到现在，我们只听到了少数专家只言片语的解释(如“长城在航天员眼里和头发丝差不多”)；杨利伟在这方面是当然的权威人士，但他的结论也只有一句话：“但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至于为什么，他没有多说，这仍然不是利用众多事实相互印证后推理出来的全面、具体、权威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又有人发表“太空可看长城”的新发现，人们就会再次蒙上一头雾水。　岳建国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

　　杨利伟从太空归来，说“没有在太空看到长城”，于是“长城是太空中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地球上的建筑”的神话被打破，并引发了一场空前议论。但这种“打破”远远谈不上彻底，前往长城的游客依然被导游小姐告知：“长城是太空中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地球上的建筑”。很少人对导游的说法提出质疑——长城神话早已深入人心，而此前那场“议论”的影响到底有限。

　　而且，从杨利伟打破长城神话那一刻起，就有另一种声音回应：在太空就是能看到长城！总不乏长城神话的铁杆捍卫者，他们竭力寻找各种证据，其孜孜以求的精神颇富悲壮色彩。

　　因为欧洲太空总署的一颗卫星照片，关于“太空中能否看到长城”的争执日前再起。长城神话的背后是某种文化的积淀。如何看待长城？鲁迅先生曾一言以蔽之：“其实，从来不过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是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与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连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笔者不反对长城可以作为一种象征，一种伟大的象征。但作为象征的长城与真实的长城是两码事，国歌中说得好：“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抛不开旧长城，又谈何新长城呢？　翟春阳

　　泪眼中的“表达”见证公民精神

　　5月13日，牛振华的妻子刘金花女士提议起草了一份《牛振华家属的公开信》，向公众致歉并劝导其他司机引以为鉴。

　　而在此之前，我们都看到了马加爵家人因马加爵的犯罪行为而对社会的忏悔，以及他们不远千里向受害者家属当面道歉的情景。

　　在自身的灾难中抬起泪眼，在沉重的打击下思考社会的责任，这样的头颅，是高贵的头颅；这样的精神，是公民的精神。公民精神是公民个人精神健康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健康的基本因子。

　　这个缺乏公民传统的国度，并不缺乏公民精神的“天然的种子”。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公民精神，使得现代性的制度真正运转起来。首先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环境，让这种公民精神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但不要指望国家的普法教育来培养这种精神。真正的公民精神来自对公共生活、对独立灵魂的参与和表达。

　　这是一种近乎宗教般执著朴素的情怀，它不可能通过法律来强制，而必须通过充分的“表达”来实现、来提升——无论是牛振华家属通过媒体的“表达”，还是马加爵家人亲自向受害者家属登门道歉的“表达”，抑或是公民个人通过捐助、施舍等各种方式的直接和间接表达。表达的途径越宽松，我们的心灵就越开阔、越从容，公民精神的滋养就越充足、越完善。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