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党国英专栏

　　农民问题系列谈之五

　　本期专栏作者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看到关于广州假酒案已造成四死八伤的报道，我突然打了一个寒战。几年前山西朔州假酒案发生时，我恰好在当地，春节里村村戴孝的惨状至今不能忘却。联系到近期媒体陆续曝光的毛发酱油、红心鸡蛋、工业盐泡菜、劣质龙口粉丝、劣质奶粉事件，我在想，我们身边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地雷”？类似“放心食品工程”之类的活动也搞了很久、搞了很多，可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效果并不明显。难道要我们回到男耕女织的时代，自己种地种菜，自己织布自己做饭？当然，这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不可能存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使许多还没有洗掉脚上泥巴的农村人，必须习惯城市社会的种种分工：买别人种的菜、酿的酒、养的猪、做的衣服，租住别人的房子。

　　不论是经济欠发达的山西朔州、安徽阜阳，还是经济发达的广州，受劣质食品危害最大的往往是刚刚接受城市文明的农村人。如安徽劣质奶粉事件中的受害婴儿，因其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在家的爷爷奶奶只能买这些不合格的奶粉来喂养孙儿；广州散装假酒害死的人，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或郊区农民。他们不仅没有去正规市场买名牌产品的支付能力和消费习惯，也没有城市居民鉴别产品真假优劣的意识。他们因贫困而进城，因贫困而受害。我甚至可以想象，在制造伪劣奶粉和勾兑假酒的作坊里工作的，大多也是和受害者一样的进城务工农民。

　　我们看到，当某种笔记本电脑存在一些似乎不影响正常使用的瑕疵时，当某款名牌汽车被人发现有某一安全缺陷时，消费者立即站了出来，在媒体上曝光这些产品，有关部门立即跟进，该召回的召回，该赔款的赔款。照理说，这些产品有点毛病，可远不如假酒和劣质奶粉这类食品容易致命，但为什么反而能防患于未然呢？农村人享受城市文明，为什么必须付出如此惨重的生命代价？这种对比说明，基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产生的贫富不均、文化程度不同决定着消费者占有资源的不同，包括维权意识、话语权等等，从而决定着他们享受政府执法部门的服务也不同。比如，家乐福这样的大超市是有品牌的大店，一方面自律性较强，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对其的监管更容易，因此进这样的超市放心得多。而散装假酒、劣质奶粉分布在乡村，源头复杂、点多面广，监管起来确实难得多。但不能因为监管困难有关部门就可以推卸责任，执法可不能嫌贫爱富，食品安全也不能贫富有别。

　　执法部门要保护所有的公民，更要保护那些弱者，因为他们最容易受到伤害。几乎所有国家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的保护都比成年人要全面、细致得多，也是这个道理。我注意到，广东省政府拟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建立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有关负责人则强调要将食品安全执法的工作重心下移，放在社区、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基层。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农民和民工的消费能力不强，但他们更需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