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7日，某县委、县政府办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该县某商贸城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即：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文件规定，不能认真落实“四包”责任者，将实行“两停”处理———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并继续做好所包被差遣户的所有工作，确保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目前，此政策的杀伤力已经显现出来，比如：有的因未完成“四包”任务而被免职，有的则为了免遭株连而“离婚”。（参见2004年5月8日《新京报》）这一事件，自媒体披露之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其实，象该县委、县政府这样打着“发展”的大旗，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公然侵犯公职人员合法权益的事情，在其它地方或部门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当下，一些地方党政部门不管岗位性质与分工上的差别，把招商引资指标列入所有干部考核、选用的标准，已不同程度地干扰了一些部门和干部的本职工作，有的干部不愿意迎逢和配合，结果遭到冷眼甚或排挤。

　　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地方政府已经拥有了行政立法权与行政司法权。如何从法律、制度诸方面规范行政权，确保其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减少和遏制行政权的滥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面对该县这样的土政策，我们不免困惑或疑虑：既然我们的宪法、法律已经为各级政府的权力划定了限度，该县委、县政府为何依然敢于出台侵犯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的土政策呢？我想，答案绝对不是单一的。而谈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合法权益，就不能不首先检讨一下现行的有关法规所存有的缺乏或漏洞。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经在别的文章中有所谈及。现在看来，有必要加以强调和呼吁。

　　我们不妨先审视一下现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该《条例》第7条规定了国家公务员享有的权利。其中规定：国家公务员“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行政处分”，并“获得劳动报酬和享受保险、福利待遇”。但这一规定是相当原则的。单单是“法定事由”四字，就让人颇费思量，难以把握。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对“免职、辞职、降职”的规定除了辞职一项规定较具体外，也比较简略。比如，关于免职的规定只有三条：（一）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二）在年度考核、干部考察中，民主测评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三）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原因，应当免去现职的；关于降职的规定更是语焉不详，不易操作，即：“因工作能力较弱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降职使用。降职使用的干部，其待遇按照新任职务的标准执行。”

　　在笔者看来，保护公务员权利的有关法规规定得过于原则，缺少细致的刚性准则，这实际上赋予了行政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常常受某些政府官员的主观判断、个人偏好所左右，以至使自由裁量权蜕变为专横的、不可捉模的权力。象该县制定的要求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所谓“四包”工作，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所谓“两停”、“开除”、“外调”等处罚规定，即有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之嫌。不过，在某些官员看来，施展这样的权力是冠冕堂皇的，甚或是“合理合法”的；至于如此拆迁究竟违法与否，拆迁是不是侵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则是可以漠视的。

　　目前，人权与财权保障已郑重写进我国《宪法》，然而，面对类似该县委、县政府这样的土政策，我们不免忧虑：那些权利遭受侵害的公职人员，除了高举《宪法》加以控告之外，是否能够有效地依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下位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呢？难道只有靠更大权力的行政干预才能讨个公道吗？(稿源：红网)(作者：薛克智)(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