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广州毒酒事件目前已经连夺8命，中招病重者更在数倍之上。这种直接以工业酒精勾兑而成的散装白酒，因为价格低廉而多为来穗打工的劳工饮用，结果酿成悲剧。山西“朔州假酒案”前鉴不远，阜阳杀婴奶粉案近在眼前，这种背景下看待广州毒酒事件，自然要痛感造假厂商良知崩坏、执法监督部门渎职无能，以致食品造假的老问题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甚至变本加厉。

　　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事实，在完整的真相里，应该有更多的人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来为如此广泛而深重的造假忏悔。

　　“造假”绝对不是一个最近两三年才红火起来的高频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早已全面爆发出了能够裹挟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一幢房子的惊人能量。对此，整体社会笼统地责备与诅咒，但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却在个案地纵容。要知道，罪魁祸首固然是那些丧尽天良的奸商，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尴尬事实是，还有更多的普通人在为这些奸商祸害社会出力帮忙。因此有人在反思阜阳奶粉案后沉痛写下：“我知道……(那些)生产害人奶粉的人，生产伪劣产品的人，可能就是跟我们很近很近的那些亲友，那些没有权势的弱者，那些普普通通的民众。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具体数量有多少，只知道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体，汇聚成一个个小的利益团体，就融入我们中间，甚至和我们血肉相连，但我们却分辨不出来。”

　　因此，阜阳杀婴奶粉的背后，有一群“普普通通的民众”，朔州假酒背后，也有一群“普普通通的民众”，龙口粉丝背后，还有一群“普普通通的民众”……各种形形色色的造假背后，都有一群“普普通通的民众”。无处不在、疯狂肆虐的造假，正说明这些群体并非少数。他们或许不明真相，或许知道事实但以为事不关己，或许知道会损害他人利益但无伤大雅，或许知道可能置人于死地但最终选择了先顾自己……可怕的事实正在于这里：假冒伪劣产品也本着现代市场的精神，至少是面对低收入阶层形成了“双刃剑”性质的分工与交换，生产伪劣奶片的人，也许就是伪劣奶粉的消费者，劣质粉丝的造假工人，或者也有买到低价毒酒的时候。如此众多的个案自我纵容，便在整个社会造成了互相交易彼此免责的潜在机制。大规模的造假运动，从而获得安身立命的社会学基础。

　　在山西“朔州假酒案”曝光之后，有人喊出了一句口号：“打假先要打穷”，这显然击到了问题的一处软肋。但是即便众多具体操作制假售假的民众确有贫困的家庭背景，也无法获得其不当举动的道德豁免。更何况越来越多的造假售假，呈现出区域性集中的特点，造假，如同偷税、走私等，甚至成为某些地区整体居民脱贫致富的“发展模式”。这正是全民“打穷”致富冲动下的变异。因此，为我们这个被造假腐蚀得满目疮痍的社会疗伤，当然需要更大的社会工程来担当，但在这个过程中，倘若不能有更多的人来自觉地忏悔以重建我们内心的敬畏与信仰，那么谁能保证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就不会滋生新的邪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