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

　　(福州，小说家)

　　《耻》［南非］库切著，译林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萨德大传》［法国］莫里斯·勒韦尔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耳光响亮》，东西著，华文出版社，2003年1月版

　　诺贝尔奖文学是个热话题，很快就要成为禁忌话题了(信不信由你)。崇尚之，会被当作依附，而质疑之，会被当作斗士(造反派？)。不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而是众人有恨齐推墙。中国人向来习惯于非“捧杀”即“棒杀”。依我看来，诺奖的得主，虽然不是最好的作家，但一般不会是坏作家。具体到《耻》，贬它的人说它是二流作品，我看这仍然是宏大叙事情结在作怪。夸它的人则说它反映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越界的代价”，简直是势利眼光。我们历来用社会学化的眼光来解读文学，我们的文学所以一直很低级，就在于此。在我看来，《耻》最大的价值就是写出了人在绝望之下无可选择地“像狗一样活下去”，并不是来源于对哪个族类、制度、政策的怨恨。不，不怨恨。无从怨恨。

　　萨德是纯种的“恶之花”，当你读完莫里斯·勒韦尔的《萨德大传》，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萨德之恶，与其是“性”，毋宁是“虐”；与其是“虐”，毋宁是“享虐”。就像所有的猴子都在地上爬的时候，惟独一只猴子人一样立起来行走。不，这比喻也许应该倒过来说：所有的人都立着行走，惟独他，萨德，却猴子一样匍伏爬行。人一直自诩有人的尊严，萨德却颠覆了这种尊严。所以他坐了国王的监狱，也要再坐革命党的监狱。

　　严格地说，东西的《耳光响亮》是我长期寻找后读到的。那是因为我信赖的作家红柯的一个评价：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果然是。更让我吃惊的是，其跟我在观念上的某种暗合，也让我想起前段被谈论很多的《受活》。正如评论家洪治纲所说：“《耳光响亮》在叙事上着意改变的，就是人们对既成现实的过分依赖。”一部好小说是一种看生活的独特眼光，“用非常规的方式思考”(福柯语)。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化中，它不是换酒瓶，而是换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