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　2004-5-17

　　进入5月，正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的生产高峰，但许多企业今年却遇到了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大面积缺工，不仅高素质的技术工人紧缺，就连普通工人也难找。据粗略统计，今年这些地区缺工总量已经接近100万，而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留不住民工，有城市生活成本太高等原因，而一些地方对民工取多予少、工作环境差，也是值得重视的事实。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不少城市还缺乏留住民工的意识。

　　当前，许多地方都在强调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时千万别忘了给外来务工群体创造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因为，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工人素质无法稳步提高，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地区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

　　长三角珠三角缺工近100万

　　广东东莞时艺制衣公司是一家中型服装企业。近一个月来，企业正为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发愁，尽管每天都派人到劳务市场招聘，招工广告也贴满了大街小巷，但工人仍有500多的缺口。

　　该公司副总经理曾卫国说：“我们现在很多车位都是闲置的，没有人，没有办法，我们也在绞尽脑汁，通过很多渠道去招收这样的人员，但是现在一直都比较困难。”

　　在珠海人力资源中心的招聘会上，一家外资电子厂要招聘一百名流水线上的普通装配工人，但半个月才招到了4个人。

　　这家单位的人力主管说：“上午在劳动力市场面试，下午在公司面试，一天到晚都在面试，人还是不够。”

　　类似的现象不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最近，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出现了大面积缺工的问题。

　　温州鹿城工业区的一条街道，为了招到足够的工人，许多工厂把招工车开到了马路上，对工人进行现场招聘。

　　劳务市场每周三次的集中招工已经不能满足企业迫切的用工需要，鹿城工业区的近千家制鞋企业几乎都派出过这样的临时招工车，但却收效甚微。

　　温州某皮鞋公司经理说：“我们一直不断在招工，刚招够100人，一发工资就走了100人，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电子、制衣、制鞋等轻工产品加工制造企业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比例，但恰恰是在这些行业，企业缺工问题最为严重。许多工厂的门口贴着紧急招工启事，录用条件一再放宽，却仍然招不到足够的人手。据粗略统计，今年这些地区缺工总量已经接近100万，而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民工月工资12年只“长”了68元

　　我国历来被认为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就业问题也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那么，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什么还会出现缺工现象呢？

　　在广东、浙江等地，记者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在许多企业招不到工人的同时，却有大量找工作的农民工游荡在工厂之外。

　　一家企业的招工负责人说：“工人面试时我们保证工资最低不低于450元，但是许多人来了之后觉得工资不行，很快就跳槽了。”

　　工人则说：“工资比较低，底薪每月也就300多元，加上加班补助也就是五百多元。”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的调查统计，全国企业新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660元，而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许多中小企业的工资普遍只是接近甚至还低于这个水平。在温州，一位工厂管理者坦言，最近五年，他们厂的工人几乎没涨过工资。

　　温州某制鞋厂人力资源经理说：“一个工人没有特别的技术的话，平均工资一个月大概是600到700元之间。五年以前也差不了多少，变化不是很大。”

　　工资没怎么涨，可外来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却是越来越高。

　　广州市劳动力市场服务中心主任陈洁吾说：“广州一个普通农民工每月平均吃住行都算在内，生活成本要500元。”

　　杭州农民工小李说：“每个月挣600多元，住200元，吃最少200元，平均一个月下来能剩不到300元，这还是省着花。”

　　这样算下来，干一年，到年底也就只能剩两三千元钱，还要扣掉回家的路费。除了工资低外，让工人们担忧的还有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加班。根据珠三角地区劳动部门的调查，在生产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

　　一家箱包厂的工人说：“每天干活那么久，第二天还得正常上班，很累。”

　　某电子厂的工人则表示：“希望少加班一点，多睡几个小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说：“调查报告显示，就在珠三角这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增长的数字只有68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今年农产品涨价，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一些农民在权衡之后，选择了在家种地而不再外出打工，这也从另一方面加剧了缺工现象。

　　技术民工只“用”不“养”

　　浙江省市场经济起步较早，私营企业众多，但长期以来，大量企业仍然没有形成一支自己的技术工人队伍。

　　在“五金之乡”永康市，优秀技工成了企业竞相追捧的“香饽饽”，有的技工年薪甚至涨到20万元。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今年春节后返浙的民工有所减少，但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仍然维持着供过于求的状况。大量外来民工找不到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门槛”。

　　据浙江省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的用工岗位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机械电子、印刷包装、建筑施工和餐饮服务业。在用工企业中，70%的岗位需要熟练工人，71%的岗位要求达到初级工以上水平；93%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34%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温州市职业介绍中心在春节前后对该市78家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企业的技术工人用工量达到75%，比去年上升了5%。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调查显示：来浙江的民工中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湖州占22%，宁波19.81%，丽水13%，舟山8%。

　　面对技工缺乏，许多企业一到“招工春荒”，他们便只能忙着去“抢”技术工人。在浙江湖州，当地的制衣企业主为了“抢”到缝纫女工，竟不辞辛苦，在长途车站守候过年回来的民工，有时竟出现了两三家企业拽着一个女工不放，另一家企业又抢走了女工行李的情况。

　　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曹建国说：“民工技能不足，劳务输出地政府有责任，劳务输入地政府和企业更有责任。”然而，面对“招工春荒”，许多企业存在重生产、轻人力储备，重使用、轻培训的问题。杭州力洋健身器材厂的厂长姚志平告诉记者，企业也担心人才不能长期为企业服务，也缺乏对民工培训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许多民工“赚了钱就走”的短期行为，也使得技术型民工出现短缺。来自贵州省关岭县的28岁民工赵红方来到浙江永康打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干过电焊、抛光等工作，也算是技术工人，但他希望再多赚一些钱后就带着妻子到菜市场去摆摊，或回到家乡开一家农药店。

　　像赵红方一样有想法的民工不在少数。在永康，一般民工在一家企业打工最长不会超过4年，往往是一批熟练工赚了钱便回乡去了；一批没有经验的民工又从家乡来到永康。久而久之，一个怪圈开始形成：技术工人越是少，就越是抢手；越是抢手，企业就越是不敢培训民工。许多企业主认为，与其把钱用来培训工人，还不如开高价吸引技术工人。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大学副校长冯培恩表示，缺少擅长技术应用、生产组织的一线技术工人，即使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设备，也很难制造出一流的产品。对于半数以上是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农民工来说，不可能仅通过大中专职业院校来解决这一人群的培训问题。

　　冯培恩呼吁，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规定所有企事业单位在销售额中必须有一定的比例为员工提供免费的专业技能培训和终生学习，同时规定各类员工每年接受培训的最少学时数，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必须拥有对外开放的员工实习和培训设施。

　　区域经济竞争力面临新考验

　　缺工现象不仅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也暴露出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隐患。

　　由于人手不够，广东、浙江的许多企业已经不敢再放开接受新的定单。

　　广东时艺制衣公司副总经理曾卫国说：“我们马上要开一个全国性的夏天定秋冬货的订货会，可现在车位缺员工，裁床缺员工，还有试衣模特缺员工，如果在一个星期之内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整个运作，我们订货会可能会延期，后面就会影响到生产。”

　　温州一家制鞋企业经理说：“许多定单不得不交给别人去做，否则无法交货会影响企业的信誉。”

　　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的陈理事长说，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不接受定单就等于让出市场，缺工问题如果持续两三年，温州鞋革行业的比较优势就将被抵消，甚至可能对温州的鞋革行业产生致命性的影响。而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目前整个经济结构中，像皮革制造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说：“愈演愈烈的‘缺工’现象和越来越严重的‘缺电’问题所产生的叠加效应，正使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加工基地优势逐渐流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杨建龙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重视，企业第一个反应就是产业外迁，造成当地财政收入锐减，给整个产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专家的分析并非空穴来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已经开始向中西部转移，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出现了由沿海地区向西部转移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欧盟的经销商已经开始在交易中附加工时、工资、劳动保护等条款。这意味着如果劳动者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护，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加工制造业的产品出口将可能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