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邵道生

　　从现在开始，中国反贪重点战略将实现以下“四个转变”：（1）由依赖举报和移送、等案上门，转变为增强职业敏感性，依法主动出击、摸排线索，从新闻媒体、街谈巷议中发现线索，及时捕捉国家重大改革措施实施中有可能发生的新型犯罪；（2）由突出查办发生在国有企业、金融系统等传统高发领域的案件转变为重点查办发生在司法和行政执法等部门，交通、基本建设投资等资金高密集领域，文教卫生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业，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案件；（3）由就事论事、就案办案，转变到举一反三，深挖细查，在挖窝案、串案上下功夫，在抓系统上下功夫；（4）由传统的办案模式转变到依法运用高科技手段来发现、揭露和证实犯罪，提高运用现代科技查办案件的能力。

　　对于一直关心着中国反腐败斗争发展动向的我来说，我要为全国检察机关做出的这“四个转变”大声叫好，反腐败就应该“依法主动出击、摸排线索”，应该是主动地将反腐败斗争的范围扩大到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行业”中去，应该“在抓系统上下功夫”，应该“运用高科技手段”来改造“传统的办案模式”，而且，不仅检察机关要这样，我们的纪委监察部门更要这样。

　　多年来，在民间流传着一种叫“枪口论”的“反腐论”，意思是说，中国社会的反腐败斗争就好像是在一个制高点上架起了一架杀伤力很强的“机关枪”，一旦腐败分子撞到了（或闯进了）这“机关枪”的射程范围之內，那么，这挺“机关枪”必然会喷出杀伤力极大的子弹来，一般来说腐败分子必死无疑。如果腐败分子没有撞到（或闯进）这“机关枪”的射程范围之內，那么，这挺“机关枪”就不会开火，腐败分子也就“死”不了。

　　比喻不一定很准确，但是很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反腐败斗争的现状。高东海先生写了一文，其中说了这样一个事实：“4月6日，著名跨国企业朗讯科技中国的4名主管被集体解雇，原因是他们涉嫌行贿，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记者日前就此事采访了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朗讯中国的行贿对象尚未确定，根据检察机关的工作原则，北京市检察机关如果没有接到相关举报，不会主动介入调查。”这样一个说法对不对？不仅谬，而且大谬特谬。对此，网友毕谦益先生问得好：“难道被美国朗讯公司‘炒了鱿鱼’的朗讯中国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戚道协、首席运营长关赫德等在内的四名高层人士，不是很好的线索吗？戚道协等人为了朗讯公司‘付出较少成本’，买通政府官员或权威人士，‘获得更多的利益’，是在中国所为，难道传讯他们还会违反了什么法律不成？！”依我之见，“朗讯将4名主管集体解雇”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种向中国社会的“叫板性”的“举报”：我这个公司就这样做了，你中国政府怎么样？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居然对此无动于衷，简直是太麻木不仁了，太官僚了。

　　北京市检察机关的“没有举报不主动介入”这一“说法”，倒是蛮符合上述的“枪口论”的。是啊，我这挺“机关枪”是架着的，腐败分子又没有主动进入我的火力范围之内，我又怎能开火呢？然而将它与日前中国检察机关所作出的反贪重点战略的“四个转变”一对照，就可以发现，它在反腐败的指导思想上是太落后，太陈旧，太不与时俱进了。

　　不应该认为这种现象只是在北京市检察机关存在，它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开展。譬如，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作了一个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的研究，“透露”了这样一个数字：即在可查的、高官腐败的36件案例中，有29件是因案件牵连被发现的，占80.6%；有5件因举报，有1件因投案自首，还有1件因行为受检察机关怀疑而发现。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被动性”，说明我们对高层官员腐败的问题，主动出击、主动进攻还是相当不够，因为只有13.88%是被直接举报的，2.77%是主动投案的。我可以肯定，若是我们的检察机关早早作了这“四个转变”，在这个问题上再加大一点力度，进攻更加主动、积极一点，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的“战果”就会更大一点，人民就会更满意一点。

　　决不要低估中国检察机关反贪重点战略这一个“四个转变”的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这是一个根据前一阶段我们社会在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而做出的一种与时俱进的“转变”。

　　这是一个根据党中央刚出台的两个《条例》的精神而做出的一种非常符合要求的“转变”。

　　这是一个不仅将中国检察工作本身推上一个新台阶，而且将把21世纪的中国反腐败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的“转变”。

　　也许正是因为这“四个转变”的“意义”是“重大的、深远的”，因而当我们的社会付诸实施时，就会遇到强大的阻抗：既有来自腐败分子、腐败势力、腐败小集团的“顽强阻抗”，又有来自官场的“潜规则”的“不声不响阻抗”，还有来自政府部门（如检察、纪检监察部门）的“行政不作为、无作为式的阻抗”，更有来自我们社会的往往只将美好的设想和计划停留在文件上、不落实到行动上的“习惯性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