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被称为“架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的福建省某市组织部门前些年推行的“组织部长夜谈联动”制度，这两年却悄然消失了。

　　笔者以为，“部长夜谈”从“大起”到“大落”，不可能只是报道中所指出的急进式的“扩大化”所致，相反，在其制度的深处，就埋藏着它必然消亡的“死结”。

　　“部长夜谈”之所以会有效率，主要来自于组织部门的“强势部门”地位，来自于某任组织部长的个人觉悟。在“部长夜谈”的效果和效率完全取决于个人作用的情况下，“人走茶凉，官去政息”就几乎是必然的。这同时还决定了当这一制度被扩大推广到其他部门之后，门庭冷清的必然命运。因为这些部门手中并没有像组织部门那样的干部任免大权，“找了也白找”。长此以往，肯定会影响夜谈工作的质量。当这种质量下降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脱离实际，流于形式”就不可避免，而“不告而终”似乎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的司法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社会正义的维护还有赖于行政机制的补充运作，这也就决定了政府向公众提供行政救济的必要。“部长夜谈”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有效的“行政救济”，而它当年的红火也足以反映出老百姓对这样一种“行政救济”的急需。

　　要解老百姓急需行政救济的“燃眉之急”，重吃回头草，重新搞“部长夜谈”的意义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借鉴“部长夜谈”的成功经验，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更好的完成对大众的行政救济工作。

　　作者: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