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黔在线讯中国人不难理解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即制度变迁导致经济发展。因为20多年的经济奇迹,直观地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不同企业产权制度的横向对比也会显示企业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这是由于不同产权结构下的内部控制特别是内部会计控制具有不尽相同的效率。

　　国有企业是公有产权企业的典型代表,即国家作为单独出资人的企业。国家所有亦即全民所有。人民作为初始委托人,以纳税形式提供财政基础,建立了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政府又由代理人转变为第二层次的委托人,以国家出资人的资格,向企业投资,委托经理人负责企业经营事项。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庸。政府既充当所有者的角色,又是行使企业许多经营权的管理者,企业的经营者则是由政府委任并完全服从政府意志的“公务员”,企业所实施的内部控制往往被简化到近于极致的状态。这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佐证:频繁发生的经济犯罪绝大多数源于企业内部控制不力。会计人员身兼二任,既代表国家利益对本企业实施会计监督,又代表本企业利益对内部的经济业务实施会计监督。这时,借助会计监督进行的会计控制,实质上代表着企业的自身利益。尽管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的全部剩余索取权归属国家,由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事实上缺位(政府的许多部门管制企业的结果是没有真正的所有者代表),企业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截留国家应得的剩余索取权,国有企业经营者挥霍与浪费、决策失误的例子不胜枚举。

　　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缺乏控制,许多企业的内部控制主要沿袭本企业的旧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中包含着计划经济体制环境遗传下来的行政管制风格,书面化的系统的内部控制制度很少能够见到,现行制度主要是作为一种习惯性做法流传下来,最多靠口传心授应用和推广,很少有企业自觉检讨本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的缺陷并设法予以改进。

　　现代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为实现现代化的内部控制创造了良好条件。因为整个组织是在一个既定的规则下运作,而不是在经营者随心所欲摆布下运作的,如同一个法治社会,应听任法律权威,而不是听任行政长官的个人权威。用著名组织理论权威M·韦伯的言论来表达,即法人群体的成员们服从于一个当权者,并不是服从作为个人的他,而是服从非人格化的规章。因此,可以说,仅仅是在权力合理界定的范围内才有服从的义务,这种权力是按照规章授予的。在一个公司中,内部控制制度的权威大于一个经理人的权威,除非通过正式渠道对此制度进行了修正,否则任何人都应服从制度权威。这是克服企业中人治的一件法宝。在公司制企业中,由于存在着多级复杂的权力牵制,制度权威易于实现,可以产生比较明显的控制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有活力的增长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实际上是我们找到了一种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以私人产权制度为基础的企业和市场经济有天然的结合关系。但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容纳相当一部分国有资本的存在。今后重要的不在于区分于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而在于区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公共产品部门和私人部门。在现代经济学中只有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区别。除了提供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和一部分需要由政府投入支持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部门外,一切以盈利为目标的领域都是私人部门。但在私人部门中,可以而且也应当有国有资本存在。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努力造就这样一种新的产权关系。在企业中,企业经理人受托于董事会。不论这个董事会中的股东是个人还是政府,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是私营企业主还是国有资产出资人,这个企业的经理人所受到的制度约束和所赋予的责任应当是没有区别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法人治理结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在私人部门中也同样有国有资本存在其中。我们把它称为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简单地说,就是这一部分国有经济的资源是用来赚钱牟利的,不是简单地用来提供公共产品的。在这样的企业制度中,国有资本的基本职能与私人资本并无本质区别。国有资本按照市场的原则参与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的产权关系。

　　具有混合产权结构的现代股份公司,其庞大的组织体系、精细的分工授权以及科学的管理手段将内部控制的技术含量推到了高峰,这是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良的治理结构所形成的有序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约束机制、监督意识、制度监控等,也是国有企业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股份公司中的内部控制具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应当注意,股份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私有产权下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它仍然没有偏离后者所创造的控制原理与制度构架。

　　我们需要一个维护出资人产权安全性的制度,既应当从国家的法律、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等宏观层面来考虑,也应当从企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改进等微观层面来考虑,只有把握好了产权结构以及其所引致的治理结构的内在规律,内部控制效率的提高才可能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之上。

　　作者：刘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