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黔在线讯对于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来说,改革城镇住房制度是整个市场化改革及体制转轨变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和众多部门利益、牵动面极广、触及点极深的制度创新。贵州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却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全国引起轰动,各大媒体曾充分报道。
贵州是经济欠发达省份,许多经济指标在全国都排在末位或末几位。经济增长缓慢,资源稀缺,财政困难,职工工资偏低,社会总福利水平也相对较低。像这样的经济贫困地区,实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想要动用大量的财政资金来发住房补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一般性的改革办法也不可能改变现状。贵州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方案正是实施了较为彻底的改革措施,实现了住房制度创新和改革理念重大突破。事实证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必须实施有效率的制度改革,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全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从根本上改变贫困落后现状。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福利制实物分房体制,其弊端实际是给少数人创造了福利,其间隐含着极大的分配不公和苦乐不均,无法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福利分房的福利是靠实物住房来体现的,得到住房就等于得到了相应的福利,得不到的就失去相应的福利。在这样的体制下,实际是鼓励人们拼命地多占房、占好房,因为“不要白不要”。这就给有分房权力的人创造了寻租的空间,极易滋生住房分配上的腐败,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苦乐不均,有的单位分一次房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分房比建房的时间还长,而且有房无房都在争,得房不得房的都不满意,得房的认为该得,还嫌少;不得房的人只有怨言而无积极性。这样的住房制度注定不能产生效率。
贵州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核心就是给职工发放住房存量补贴、住房增量补贴和计算投资收益,在停止住房实物分配的基础上,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变暗补为明补,彻底改变了过去的住房消费模式,让住房消费进入工资,并将个人的住房需求和供给推向市场。在住房市场上,由个人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自由选择买房或租房,自由选择买多大房或租多大房。这就等于提高了住房分配的公平性,增强个人住房消费的自主权。这在一方面将过去在工资中住房消费含量不足的职工本应得到的住房消费福利,以货币补贴的方式还给了职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住房分配不公的矛盾。另一方面,职工拿到了补贴,增强了购房能力,加上切断了福利分房的退路,这就大大刺激了群众到市场进行住房消费投资的积极性,极大地带动了住房市场的发展。
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前,贵州的住房市场没有发育起来,除贵阳市外,多数城市基本没有形成住房市场。住房的需求不靠市场供给,而靠国家和单位分配,致使住房机制严重扭曲,住房市场失去了正常合理的供求关系,同时也就失去了发育的原动力,住房资源无法通过市场进行有效配置。贵州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后,实现了机制的转换,扭转了原有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实现了住房投资和消费的双向拉动,使住房市场迅速发育壮大和扩张,带动了整个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贵州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政府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成功地从包揽个人住房的机制中悄然退出后,不仅没有减少社会福利,还促成了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越向穷人倾斜,所产生的满足总额就越大,经济福利的总量就越大”的福利经济学命题。实践证明,住房补贴无论是实物补贴还是货币补贴,实质都是一种财富在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间的转移,或者国家(单位)之间及个人之间的转移,其目标是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如果财产的转移使得穷人和富人的边际效应相同,这时就实现了福利最大化。如果将实物补贴改为货币补贴,那么社会总福利增加的速度将大大加快,总量也会大幅攀升。贵州省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方案核心部分是住房存量补贴,其设计的背景实际上是福利经济学这种资产转移较为彻底的改革理论。以贵阳市为例,当时有公房1470万平方米,拥有价值120多亿元的存量住房资产。如不改革,这只是一笔死账,国家和单位每年还要支付巨额维修养护费,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其价值量。也就是说,改革越晚,支付成本越高,代价越大。贵阳市当时公有单位职工约60万,存量住房平均折旧年限17年,平均工资25年,职工人均住房面积24平方米。按贵阳市当时经济适用住房的基准价格每平方米1200元计算,扣除折旧费,实际价格为每平方米780元。而每个职工平均可获得存量补贴近2万元。按贵阳市当时职工平均24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计算,职工购房所需资金与存量补贴差不多,许多工龄长、职级高的职工还有节余,个人基本不用花太多钱就可解决住房问题。
贵州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方案设计的住房存量补贴,更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处处倾注了为这部分社会特殊群体提升福祉解决住房问题的理念。设计方案的初衷以及实施的全过程,首先考虑补助的是困难职工。对房改中面临诸多困难的群众,特别是下岗职工、亏损企业职工、连工资都发不起的单位和职工,单位长期住房困难,个人经济拮据,是名副其实的“双困户”。过去的房改方案除了在租金上实行减、免、补外,无法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有的单位连住房都建不起,何以谈租房,实际上就不可能实行减、免、补,这些单位的职工在住房上享受的福利等于零。新的货币化分配方案为这些“双困户”带来了希望,不仅建立了廉租房供应体制,更重要的是实行了存量补贴。他们没有公积金、增量补贴,却可以兑现存量补贴。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和亏损企业发不起工资的职工来说,无疑是福祉的提升,解决了他们在过去住房体制下无法解决的住房困难,尽管他们这时不能“乐业”,却可以安居。这部分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在存量资金的转移中得到大幅提升,而这种提升是在改革机制的转换中实现的,使他们充分体会了住房体制改革带来的福利效益。
贵州省住房存量补贴的兑现,是将一个地区所有的存量住房资产重新配置。也就是将单位和个人富余的住房资产,以货币价值的形态向弱势群体转移,正好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这种转移的结果,首先从源头上制约了住房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和苦乐不均。对单位的职工,按照职级和工龄计发存量补贴,对过去工资中住房消费含量不足部分进行补偿,不论单位贫富以及效益好坏,按职工个人对国家的贡献大小也就是职级高低和工龄长短来计发补贴。也就是下岗职工,亏损企业发不起工资的职工,仍然可以用存量补贴买房或租房,解决安居的问题。而他们这部分存量补贴的兑现,其实是对他们过去住房分配不公的一种补偿,无形中完成了存量住房资金由富余单位向困难单位的转移。
由于住房存量补贴是以货币价值的形态,按职工应得的补贴数额划入每位职工的个人账户,职工只要购房,就可以动用,所以非常方便。而且随着这项改革的深入,许多职工(如离休干部)都已提现。这样,既可以对职工过去工资中住房消费含量不足给予补偿,缓解职工购房资金不足的矛盾,又避免了国有资产在低价售房中流失或在长期使用中递减其价值量,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公平公开的原则,避免了住房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和苦乐不均。职工是按贡献大小也就是按工龄和职级计算存量补贴的,也就是说不论单位效益好坏和过去建房的多少,职工只要为国家作过贡献,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住房存量补贴用于购房。一个人只能得到一份存量补贴,不可能多得。这样分配的实际意义,是将过去获得住房较多的单位和个人的住房资产向获得住房较少或没有住房的单位和个人转移,这些公有住房过去是以实物分配的形式再现了国家和单位的福利,因为它都是国家和单位投资建造的。
由于给职工兑现了存量补贴,再加上住房增量补贴和住房公积金,大大增强了职工的购买能力和消费信心,凸显制度变更在住房领域社会再分配中的调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职工对住房的投资消费取向由过去依靠国家和单位开始转向市场,由此牵动过去的住房分配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个人购买商品房已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而单位集团购买退居次要地位,职工的住房投资消费逐步向商品化、社会化过渡,福利制实物分配住房正从住房市场中悄然退出。这种退出的速度到后来明显加快,住房分配体制与市场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一种新的住房市场体系框架基本建立,住房市场朝着理性、健康的方向发展。
作者：王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