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徐迅雷

　　沈阳的江先生，在某洗浴中心吧台要了某品牌的“绿茶”，服务人员递过拧开盖子的饮料，“我就喝了一口，马上跑到卫生间，几乎把肠子都吐出来了。”洗浴中心承认“是服务员疏忽拿错了”，但没告诉绿茶瓶里到底是什么。为了解真相维护权益，江先生拿着那瓶绿茶，开始了到处送检鉴定的历程。结果跑遍整个沈阳也找不出一个技术机构给出确定的结果，因为缺少了技术检测部门的支持，江先生的维权之路到今天也没有走通。

　　老百姓做一个检验，确实就是这么难。“检测”作为维权的前提，是必不可少的取证环节，没了这个前提，维权的通道就无法打开。技术检测的强力支持，是对百姓维权的必要前提；检测技术的服务机制，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公共服务。政府部门让百姓检测难、难检测，不仅是公共服务意识的淡薄，而且是质检没有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体现。

　　问题还不仅仅停留于此。更可怕的是，百姓送检投诉，还成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创收渠道和罚款源头。在百姓“送检难”后边，还跟着一个“收费贵”——一项检测，收费动辄几百上千，让利益已受损阮囊却羞涩的百姓“望检兴叹”，让不得不“检”的百姓忍痛掏腰包。

　　“创收”是针对百姓的，“罚款”当然就是拿企业开刀了。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就有这样的典型。2003年1月，农民汪本成买了24袋“乐自纯”牌奶粉喂女儿，直吃得孩子全身浮肿住院。医生怀疑奶粉有问题，汪本成找到阜南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做检测，交了500元化验费，在女儿进了太平间后，汪拿到了化验结果：奶粉中蛋白质含量达不到国家标准的一半，大肠菌群倒超标近6倍。质监局通知厂家赶来，厂家向该局缴纳了罚款后，就潇洒走了。汪要求与厂家见面，以获赔偿，但被质监局拒绝。而那“乐自纯”牌奶粉，依然在乡间小卖部照卖不误。“质量技术监督局把消费者的投诉当成了创收的手段，根本没有为受害人挽回一分钱的损失。”

　　如此质量检测、质量监管，人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阜阳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存在的虚假行政行为，是酿成劣质奶粉事件的另一“恶源”。现在，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基本查清了，查获55种不合格奶粉共涉及10地区40家企业，刑事拘留47人。但是，奶粉事件中，至今尚无一名官员受罚。由此可见，让百姓难检测、让干部假行政，都在低风险中轻松运作。

　　百姓送检怀疑有质量问题的商品，本来应该是执法部门发现问题的一种好方式，一如纪律检查部门接到群众对贪官的举报，应该伸双手欢迎才是。但现在，在“送检——检测——处罚”这个链条中，有关部门却运行“厌烦——收费——发财”的链条。

　　于是不得不问：在商品质量检测监管这一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存在体制不清、观念混乱的问题？

　　有一个省，“创造性”地成立了一个“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属于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属的“事业单位”，美名是“为顺应技术机构体制改革和应对加入WTO而组建的非盈利第三方公正检验中介机构”，“公司主要承担政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社会各界委托的第三方公正检验或检测”。并不是我反对某种改革的探索，而是说，作为质量检验机构，要么你干脆是民办，脱离政府部门，参与市场竞争，检测收费明码标价，该盈利就盈利；要么你就是政府的行政部门，搞好公共服务，不要成为什么“下属事业单位”。现在倒好，名称是“股份公司”，编制是“事业单位”，搞成了官办公司，“政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当然是生意照顾自己了，“社会各界委托的检验”不高额收费我看也难，公司毕竟是公司嘛。这种非官非民的“检测公司”，行使了本来政府部门应该干的公共服务职能，扮演了“准政府”的角色，那么，谁能保证其不会产生“虚假行政行为”？

　　（作者系杭州《都市快报》编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