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04年5月12日开幕的桂林全国书市上，有530多家图书出版社、600多家期刊社、40多家音像电子电脑网络出版单位及台湾出版商6000余人，携10多种图书、600多种期刊和4000多种音像电子出版物汇聚一堂。据说，无论从参展人数、展位规模还是参展出版物品种，都创下了书市新纪录。按理，这是一场“文化盛宴”，应该流光溢彩；但从近日的两则报道来看，并非如此。

　　一是《新闻晨报》的报道，记者亲自逛书市分析出当下图书市场有五大“怪圈”——名人“新瓶装旧酒”、“哈利·波特”一大堆、“明星书”垂死挣扎、“励志书”直奔哈佛、“注水猪”变“注水书”。一是《北京娱乐信报》的报道，在与书市开幕同一天举行的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研讨会上，出版“枪手”跟风造书、巧设噱头蒙读者等有失水准的现象，让与会代表发出“中国出版业面临严重的道德危机”的感叹。

　　无庸讳言，我们不能苛求“盛宴”全以“珍馐佳肴”飨客；但是报道中所列举的种种怪现状却表明，“盛宴”上颇有不少“残羹冷炙”，这让人感觉“盛宴”变味了。当然，这不是“盛宴”本身的错。在感叹乃至愤慨之余，我们有必要追问——是谁导致了“文化盛宴”的变味？

　　一问：出版社和出版人，有没有坚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底线？图书选题的设计与完成本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事件，然而现在“跟风”或“扎堆”出版的现象特别严重，每一本热点图书的后面，都跟着一系列类似的图书。虽说这是创造力缺乏的表现，但笔者并不否认这也是市场所催生的无奈。因为畅销书一般都魅力不小——据统计，它占国内图书总量的6．7％，创造的利润则占整个图书市场利润的68．9％。追求商业利益无可厚非，但出版社作为精神产品生产的专门化组织，它所追求的利益就绝不能只是即时回报的数字利润，而是更重要的教育公众和文化传承。当年主政商务的张元济先生曾说“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所以出版社和出版人应明确责任，加强自律，同时还要苦练内功，培养纯正的鉴赏力，多出既能吸引读者同时又立意高尚、定位正确的书籍。

　　二问：书籍的写作者以及编纂者，面对自己的出品能不能真正问心无愧？在5月12日的研讨会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司长阎晓宏直言不讳“在图书出版中，互相抄袭、利用互联网拼凑书稿的现象太多。我们不要求作者十年磨一剑，但有多少人肯沉下心来用几年的时间写东西呢？”的确，在这个普遍追求功利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妥协，让商业功利和市场效益左右手中的笔。这从他们给自己作品的命名上就可窥一斑，书名可以与内容无甚关联，并且出位、新奇、暧昧乃至低俗。写作是发于本心的诉说，是对自我完整性与纯粹性的爱护，作家应严谨自守，对笔下的每一个文字负责，有质量有内涵的书自然会有市场。如两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迟子建新在推出长篇小说《越过云层的晴朗》时，最初出版社曾希望她能够将书名改得“出挑”一些，但迟子建则认为作家应有自己的信仰，不能很轻率地用一个花哨的标题去取悦读者；最终，出版社尊重作家本人的选择，依原名将其出版，销售状况很好，第一版五万册，上市不久就出现书源短缺的情况。

　　三问：对于图书市场出现的种种之怪现状，媒体即使不是始作俑者但也有推波助澜之嫌？答案是肯定的，媒体有不可推脱之责。在“泛娱乐化”的价值导向下，为数众多的媒体上，图书常常被冷落到娱乐版的角落权作补白，除非它有“绯闻”、“隐私”、“轰动”等“兴奋点”，才能占据一定的版面。此外，部分媒体还往往热衷于“猎奇”，《光明日报》的编辑邢宇皓在一篇文章里就曾提到过一例“猎奇”的典型——《我们仨》畅销之际，某媒体刊出文章，试图从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提到了她第一个女婿名字，而在此书中隐去了第二个女婿名字的对比中，寻找暗示，得出某种结论。媒体作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在面对鱼龙混杂的图书时，不能非正常地喧哗和骚动，而是以沉静之心为公众介绍能开卷有益的好书。

　　“文化盛宴”的变味，不仅仅是某一个群体的责任，出版社、作家、传媒以及广大读者都应冷静的自省。我们应该合力让图书市场面目纯净，书香纯正。因为读书尤其是读好书，事关重大，对个人而言，它能使日常烦庸的生活变成悠闲时光；对国家而言，它有利于推动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早日到来。(稿源：红网)(作者：吴麟)(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