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2004年5月至200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将联合开展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据悉，这一专项活动是为清理纠正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工作中存在的违法问题，保障刑罚的依法正确执行而展开的。

　　司法的腐败贯穿于司法活动的各个阶段。相比之下，刑事侦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及裁判过程中的腐败更为人所注目，刑罚执行中的腐败则往往因过于隐秘，而较少受到关注。这符合民众的心理习惯，普通人看重的是罪犯会否被抓获，裁判结果会否符合社会的预期，而不是罪犯如何执行已被确定的刑罚。

　　一段时期以来，随着一些个案的披露，刑事执行中的腐败现象逐渐显山露水，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更是屡屡成为罪犯逃脱制裁的首选手段。在震惊全国的辽宁“虎豹”案中，因故意杀人罪、流氓罪和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死缓的黑老大邹显卫，通过“两减一保”，只坐了5年牢就神气活现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邹显卫的“保外就医”之路完全是由金钱铺就的，这与其他形式的腐败并无二样。值得注意的是，不独保外就医，包括减刑、假释等其他刑罚执行方式也已沦为一些执法者赖以“寻租”的资源，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发租”，并通过其代理人收取“租金”。

　　人一旦为金钱所奴役，必产生疯狂，这也是林林总总的腐败共有的特征之一。在对执法者职业道德的拷问之外，我们更应关注刑罚执行制度本身所存在的标准不一、监督乏力、责任不清和审批的程序不当等缺陷。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制度是司法文明的象征，并不因一些腐败现象的发生就简单予以否定。实践中的种种问题，亟须从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去化解现有的弊端，弥补公正的缺席。

　　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应更大程度上体现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在具体的责任人身上要实现责、权的统一。模糊的标准应予具体，与上位法冲突的地方立法及数量庞大的内部规程必须废止，有保留必要的也应根据上位法予以修正以保持立法精神的一致。检察监督应从事后的监督走向同步监督，对发现刑罚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职务犯罪行为的，要及时介入并展开侦查，以刚性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保障软性的监督建议权。监管机关对罪犯进监时应执行全面和严格的体检制度，并给每位服刑犯建立健康档案。同时，废止除法院之外的其他任何机构在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上的审批权限，这样既还原了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机关的角色定位，又从根本上杜绝了执行机关的越权审批问题。也只有将监管与审批分离，方可达成有效的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从而更好地促进执法统一和公正。法院可以通过听证或过堂等多种形式实现对保外就医的实质审查，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法庭质询，鉴定人出具虚假医疗证明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司法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腐败，只要哪里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败就不可避免。防治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司法腐败，必须变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制度上的“绝对权力”为“相对权力”，只有实现监管与审批的分离，权力与责任的一致，腐败方可遏制，舍此，应别无良途。本报特约评论员王刚桥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