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5月18日清晨，温州中银大厦被爆破拆除。这座8年来被当地群众关注的“烂尾楼”、“腐败楼”，在短短的2.5秒内“寿终正寝”。

　　之所以称这座楼为“腐败楼”，是因为这栋大楼质量不合格率达百分之七十五，全面解决问题花费的资金将大大超过新建一幢楼。同时，这座楼带出了温州金融系统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案，涉案金额3000多万元，涉案人员43名，还创造了国内定向爆破第一烂尾高楼的“可悲记录”。“腐败楼”虽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但“腐败楼”的始作俑者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有关媒体最近对此进行了详尽报道。烂尾楼的建造者陈某，通过行贿揽下工程，曾被法院一审判了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但后来却出现了戏剧性一幕，其行贿的罪名被推翻，潇洒地回到了广东，而关于他的行贿调查，也查了个不了了之。行贿中介人王某，交出160万元脏款后，竟然被两个省的安全厅出具担保证明取保候审，如今也置身“楼”外。温州中行原行长叶某是关键人物，因其夫人和儿子在国外，涉案的60万元无法取证。而这个叶某，确实因受贿罪被判了13年徒刑，但都是别的事，与这幢腐败楼“毫无瓜葛”。央视记者在温州见到他时，他也正保外就医。“因为不懂行，管得粗了些，这是客观因素。”叶某边接手机边接受采访，很是潇洒。而另一关键人物温州中行原基建办主任陈某，目前也在保外就医。“腐败楼”所牵出的主要腐败者，不是取保候审，就是保外就医，“所有责任人都在狱外”。

　　“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经济学家眼中，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逐利乃本性。有人就从经济学角度为腐败定义：权力的使用者为了实现自身效应的最大化，在进行了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后实施的一种以公权谋取个人及小集团利益的理性行为。就是说，腐败者在选择腐败行为时，都会理性地权衡收益与成本。如果腐败收益高于腐败成本，有利可图，就合算；如果成本过高，谁愿意做赔本买卖？在这起案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几千万的建楼成本、价值不菲的爆破拆除费用等，除了国家，几乎没人来真正承担“实质性”成本与责任。如此惩罚成本，仿佛在给每个腐败者打了一针安慰剂：享受腐败利益不一定会付出高昂代价。人们在谴责腐败者的道德败坏同时，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精明算计”。这实在是一种悲哀！

　　但是，腐败成本并不是由腐败者算计出来的，而是由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决定的。法纪严，查处频率高、力度大、处理重，就会吓阻腐败者；反之，腐败会更加猖獗。因此，我们在构建反腐制度的时侯，必须客观认识、充分考虑腐败者“经济人”特性，多措并举，全方位提高腐败交易成本，使当权者不敢腐败，不值得腐败。(稿源：红网)(作者：青山)(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