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学

　　王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人们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了，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人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其中之一，就是人们“非制度性”的，即不是法定的工作时间增加了。根据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于2000年7月对广东全省7个城市所做抽样调查，在被问及“我常常为了工作单位主动加班或把工作带回家做”是否适合个人情况时，有38.8％的受访者回答“符合”。很显然，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牺牲休闲时间、自动延长工作时间。对许多人尤其是管理阶层、专业人士和白领阶层来说，工作变得越来越忙了，时间变得越来越紧缺了。如果说，20多年的改革进程使我们从根本上摆脱了物质饥荒，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却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时间饥荒。为什么会这样呢？

　　美国学者科洛斯在其论著《时间与金钱：消费文化的形成》中认为，时间和金钱是人生中的两大中心匮乏。我们用时间来创造休闲，用金钱来购买物品。但时间与金钱却成为现代人所面临的两难：人们常常只能重一方而轻另一方，难以保持“鱼与熊掌兼得”的状态。在时间与金钱的天平中，美国的工业化文明偏向于后者，人们追求积累更多的财富，信奉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不断牺牲休闲时间，增加工作时间，以赚取更多的金钱，购买更多的物质。其结果之一，正如美国学者斯戈所说的，就是美国人工作过度而休闲不足。

　　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中国城市的许多居民也同样步入了以牺牲时间为代价的追求物质文化的轨道。

　　谁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物质短缺。但是，与此相随的却是时间的充裕。可以说，当时的人们普遍面临“时间过剩、金钱不足、众人皆然”的状况。由于国家保障单位职工的就业“铁饭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干多干少一个样”，人们之间没有竞争的压力，因此，人们没有必要主动地加班加点，更不愿意将工作带回家做。即使在上班时间，人们也可以“磨洋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人们普遍感到“时间充裕”。同时，由于当时的休闲娱乐产品稀缺和单调，人们也感到“闲得无聊”。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休闲时间没有机会成本，因为人们没有多少机会将休闲时间用于赚钱或“捞外快”。因此，人们普遍觉得“闲得自在”。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是“短缺社会”，那么，它同时也是“有闲社会”。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但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也导致时间结构的变化。首先，市场社会是机会社会，充满各种各样的机会，尤其是赚钱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在这种市场转型背景下，时间获得了重要的价值，休闲的机会成本增加了。其次，市场社会是能力社会。尽管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机遇的成分，随着人事制度的改革，个人的能力往往是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为了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获取更多的证书和资格，人们“被迫”不断充实自己，牺牲个人的休闲时间来“充电”、学习和提高。第三，市场社会是物质社会。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是市场社会的重要行为准则，也是社会评判的主要根据。为了证明自己的成功，人们便要出示有形的、可视的和物质的“证据”。但是，商品是要花费金钱的，而金钱是要花费时间去赚的。人们为了追求更多、更好的商品，不得不赚更多的钱，而为了赚更多的钱，就不得不更多地挤压自己的休闲时间。可以说，时间饥荒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副产品。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的法定即制度性工作时间减少了，制度性休闲时间增加了：周工作天数从6天降为5天。1999年以后，年节假日由原来的6天增加到10天，并有了三个“黄金周”。为什么许多人的周平均休闲时间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非制度性”工作时间增加了，因为他们的制度性休闲时间被他们挪用到工作上去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休闲开始具有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在最低限度的休闲时间以外，额外的休闲时间占用了争取更多业绩的机会，或赚取更多金钱的机会。那么，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之所以要那么多钱，是因为人们开始嵌入市场社会的生活逻辑：房子越大越好，轿车越高级越好，手表越名贵越好，服装越名牌越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拼命赚钱的“工作狂”却未必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享受生活、享受与家人更多地在一起的温馨。的确，如何把握时间和金钱之间的平衡，的确是一个现代人的“两难”选择。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消费者研究工作室教授、博导，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