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堪称世界上最务实、最讲求实际的民族,而西方人则比较理想主义。这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差异。
我们先从宗教现象谈起。一切宗教得以产生的一个前提,是对生与死的关系的思考,尤其是对死之后的考虑。如果人们认定,一个人死后等于彻底的寂灭和完全的虚无,即肉体消亡后就什么也没有了,那就不会产生宗教。因此,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或者说“灵魂不死”这个观念,是宗教的基础。但这个观念还不等于宗教。宗教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它关注灵魂的最后去向,而这个去向总是被描绘成一个最美好、最完美的境界(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涅等等)。为此,就要修炼。于是有了理论(教义、经典),有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教会),以及专业的神职人员。
从完全的意义上讲,中国是没有本土宗教的。自古以来,“一体化”一直是中国人对待世界、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中国人很实际,不太愿意去关心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什么彼岸、终极境界、灵魂的轮回等等,这些东西至少没有现实的生存处境问题来得重要。“理想主义”这个词,在西方是一个很崇高的字眼;而在中国,则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含有空想、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等意思。中国人当然也讲要有理想,但指的是那种一定能够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即只要努力就能够到手的东西。至于西方人讲的那种超越性、终极性理想,则被认为是空想,因为它们完全没有现实性。我们的祖先不愿意过多地去考虑死后的事情,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就最能反映这种规避人生大限问题的倾向;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心里,灵魂的去向问题当然不是没有,但灵魂的终极去向问题却基本没有,因为它显得太遥远、太玄了。中国人总是用“变神变鬼”、“变牛变马”等来刻画死后的可能性,这一方面表现出了对待生命的现实态度,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只关心“下辈子”如何,而不去操心若干次“轮回”以后怎么样的心理。众所周知,“道教”产生于中国,但道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最多算“准宗教”。因为它注重的是“长生不老”或“成仙”,也就是说,它的修行目的,恰恰是不死。佛教是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到了唐代达到了高峰,其主要表现形式便是禅宗。禅宗是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它不像其他佛教宗派那样神秘、那样强调反复的轮回,而是要把理想与现实、彼岸与此岸统一起来,强调“见性成佛”、“凡圣不二”,体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
因此,中国人的信佛与西方人的信上帝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人在信仰上帝时,求神保佑这样的意图远不及求自己灵魂得到安宁这样的追求强烈,故信仰的普遍意义、最终意义特别被看重。在欧洲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等),或由宗教信仰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大变革(如英国革命)。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十分奇怪的事情。我们的先人往往是为了某种十分现实的目标来进行战争的(改朝换代、驱暴安良、官逼民反等等)。中国人信佛,“临时抱佛脚”的多。家里有人生病老不好,或自己想升官发财,便去求神拜佛。另外,我们的先人供奉的偶像,多与实际生活直接相关,什么关帝爷、灶王爷、门神、财神、土地等等。这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确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说明我们的理想境界确实不够。
正因为这样,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来说只拥有单一的生活追求。孔子在五十岁以前是一个专业的政治家,非常地“入世”,他最高做到了鲁国的司寇。后来由于政治抱负破灭,于是他换了一种“活法”,专心致志办教育、做学问,从此成就了思想的伟业。假如他当初做成了大官,我们就很难想象他会提出后来那些伟大的思想,更难想象他的名字会流芳百世,以至影响了以后两千多年的世代中国人。李白、朱熹的情况与孔子类似。李白虽然在唐宪宗、杨贵妃面前表现了可贵的傲慢,但他进宫的目的却仅仅是为了讨得一个像样的官职。至于朱熹,他为了做官可以说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但官运始终不畅,于是万念俱灰的他决定仿效孔子,结果从此开创了中国儒学的新境界。王阳明的情况则稍有不同。他先当了一阵子官,后来遭贬,来到贵州修文,于是有“龙场悟道”,他的“心学”思想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后来皇帝下诏,恢复了他的官职,于是他立即走马上任,学问也就顾不上了。王阳明一生三个时期三种经历,每一时期都只做一件事情,不会兼顾。
从另外一个极端来说,中国古代有一些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完全超然的、“出世”的生活态度,但仍然只有单一的生活追求。老子、庄子主张自然无力,他们完全脱离甚至是躲避现实;魏晋玄学家(王弼、郭象等人)也主张无为、清谈;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过的完全是一种神仙似的生活,整日饮酒做诗;陶渊明更是跑到深山里去耕田、做诗,他所描绘的处在理想生活状态中的人,是连朝代更迭都浑然不知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中国人对“出家”与“在家”分得是很清楚的,两者非此即彼。只要出家做和尚,就一定得“割断尘缘”、实行“五戒”,与过去一刀两断,过一种完全新型的生活。在中国古代,一个人要么奉行儒学的行为准则,以一种彻底“入世”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人生,即读书、做官,或修、齐、治、平,或光宗耀祖;要么愤世嫉俗,或出家为僧,或隐居修行,不再与世俗为伍。所以中国的佛教寺庙大多建在深山老林里,僧人在那里修行,远离“红尘”的干扰,换了一种“活法”,在纯粹的修炼过程中求得自我的解脱。与此相反,西方的教堂却多半建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一般在城市郊外,也有不少就建在大街上,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等。这是因为,基督教强调“介入”生活,讲对“罪人”灵魂的拯救。而要这么做,教堂就不能盖到深山里面去,不然的话,连人都没有,还去救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促使我们的先人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的动力。我们中国人很少有那种超自然的救世主的观念;幻想奇迹发生,以及宿命论这样一些意识都比西方人少。一切全仗人的努力,而一旦努力就会有收获。中国人特别勤奋,不相信虚无缥缈的东西,惯于用事实来说话,注意实践检验,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
但同时必须看到,高度的甚至过度的现实主义,也使得我们的先人比较欠缺理想、批判精神相当不足,眼光容易为当下利益、局部利益所遮蔽,行动中比较盲从。如前所述,中国人对理想的理解是:看得见的曙光、通过努力就可以到手的东西。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对于远大的、最终的“好东西”(所谓的“至善”、“本真”),却不甚关心,那往往成了“空想”、“无意义”的代名词。这种传统倾向对今天的影响仍不可低估。眼下的中国人对时尚、流俗的东西,似乎很难控制住趋同的冲动,这不能不说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功利主义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非常地“入世”,从孔子开始,千百年来很少有对做官无动于衷的;“修齐治平”的理想与“官本位”的现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即便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局限性也非常大,始终摆脱不了“唯上”、“唯书”的规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所谓“自己的运动”当中,这在当时无疑是最大的现实和最时髦的追求。后来拨乱反正,清算“文革”的错误,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口诛笔伐、义愤填膺,一下子都成了“文革”的受害者。再后来下海经商成了时髦,于是纷纷下海,甚至出现了北京大学教授卖大饼那样的闹剧。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乌托邦”是需要的,人是一定要有一点精神的。现实主义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成分;同时,疏于审视、少有批判、过于功利,也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劣根。我们在充分发挥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一定要克服(至少是缓解)这种劣根性。
作者：徐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