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叙

　　社会具有趋同性。就像海水日复一日冲刷礁石一样，那些过于突出的棱角渐渐被打磨圆滑，人们开始对事物持有大致相同的理念，遵循着大致相同的游戏规则，养成了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此事亦喜亦悲，喜在它能让那些利人利己利社会的行为蔚然成风，直至众怒难犯；悲在它也能让那些害人害己害社会的毛病积重难返，直至法不责众。

　　在中国，“管闲事”历来不是个好词儿，管闲事的人也历来不招人喜欢。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显赫到能善天下的人有几个呢？所以很多中国人都只顾着独善其身去了。至于那些忘了自个儿的本分想去摘别人刺儿的人通常都落不下什么好。直到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才为管闲事翻了案，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给予了鞭挞。然而，60多年过去了，他老人家的教诲言犹在耳，然而他批评过的风气却依然盛行不衰。

　　丹麦与中国相反。也许是因为他们喜欢事物按照他们已经适应了的井井有条的方式进行，也许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遭到过反击，反正丹麦人有着爱管闲事的习惯，甚至把它视为公民必尽的义务。诸如保护环境、爱护动物、讲究公德、遵纪守法都已成为丹麦人约定俗成的自觉行动，对任何犯规者，他们既不能容忍，也不会袖手旁观。

　　我在丹麦被“管”过好几回，记忆深刻的是一次驱车出去玩，行至一家商场时想进去逛逛。正值午后，斜阳懒懒，偌大的停车场里没有几辆车，我先生方向盘一打就进了个车位，这时才发现地上画着残障者标志，一想旁边残疾人车位还多得是，我们俩便迈腿下了车，没想到还未关车门，就见不远处几个晒太阳的人不停地对我们招着手，那是在批评我们没按规矩办事。先生赶紧钻进车门，老老实实把车拐进自己该呆的地方。下车后，那几个人又在对我们招手，这次是对我们知错就改进行表扬。

　　还有一次是我们刚住进哥本哈根海劳普区的一栋公寓不久。那天我正在家里看书，忽然响起一阵嘭嘭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小区清洁工尼尔森，平时碰面他总是滑稽地挤挤眼睛，快活地说声“嗨，你们好！”这会儿却挺严肃。见我听不懂叽里咕噜的丹麦话，他拉着我就走。一直被带到地下室，只见尼尔森打开楼道的垃圾出口，拨拉出一个塑料袋，用小棍一样样对我指点着里面的垃圾。我立马认出那是我刚扔的垃圾，里面有半张中文报纸，还有一个盛过芝麻酱的小玻璃瓶，他显然就是从这些东西顺藤摸瓜捉住我这个“罪魁祸首”的。按照规定，报纸和玻璃瓶是不能扔进垃圾通道的，必须扔进楼外专门回收报纸和玻璃的分类垃圾箱中。有了尼尔森的这一“管”，我自此长足了记性。

　　丹麦人是欺负外来户吧？自尊心强的人八成这么想，其实不然，任何一个破坏了规矩的人都可能领教丹麦人的爱管闲事。

　　我读过一位客居他乡多年的丹麦作家回到丹麦后曾写过一本书名叫《文化冲突》，其中一章是写他如何遭遇“管闲事”的。诸如开车忘记打亮前灯、没有给超车的人留出余地、骑车拐弯没有示意等等，都有丹麦人挺身而出，不留情面地批评指正。有一回，他在日德兰半岛的小湖里划船，看到岸边芦苇婆娑，有心摘下一束赏玩，谁知未及靠近苇丛，便听一声怒喝：“不许破坏芦苇！”原来早已有人洞察了他的“狼子野心”。还有一回他骑车出游，忘情地欣赏着故乡的风光，蔚蓝的大海，浓绿的森林，阳光明媚地照耀着，前面一个姑娘也骑着自行车，金色的长发在微风中飘拂。他陶醉在迷人风光中，悠悠然超过那位骑车的姑娘，却冷不防听到姑娘大喊一声：“嗨，怎么了，伙计，你的车铃坏了吗？”好久，他才省悟过来，在丹麦骑自行车超过别人是应打铃以警示和致意的。

　　在我看来，管闲事也不可一以论之，大致可分为三种：最高境界自然是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英雄之举；第二种是以社会为己任，维护公德，劝人向善，乃贤者之举；末流一种是把鼻子尖儿伸到别人家的门缝里，窥人隐私，拨弄是非，乃小人之举。为之正名者谁，不言自明。

　　假如一个社会出英雄，多贤者，无小人，那才真是“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了吧。

　　《人民日报》 (2004年05月21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