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新宁

　　著名教育家王亚南先生讲过，看一所大学主要看三个东西就可以了：一是教师队伍，二是图书馆，三是学报。由此可见学报的重要地位。学报不仅是展示学校学术阵容和学术水平的一个窗口，也是塑造学校形象、打造学术品牌、传播文化思想的重要传媒。

　　正因为学报有如此的影响力，当年蔡元培办北大，要筹划《北京大学月刊》；胡适提倡重整国故，要借助《国学季刊》；陈独秀、李大钊推动白话文运动，要坚守《新青年》。这些知名教授的学术文化主张以及巨大的社会影响，都与一个知名学报相关联。有人甚至说，没有《新青年》，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辉煌日出，那么《新青年》杂志则是这轮朝阳的托举者。

　　中国的大学学报有过历史的辉煌，那些辉煌由岁月沉淀为厚实的精神财富，积聚为宝贵的文化动力。它让我们无法满足于目前高校学报发展现状，无法沉醉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总有一种更大的期待，更高的追求。在中央大力提倡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背景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呼唤学术创新的社会氛围中，这种期待和追求日益紧迫。“全、散、小、弱”的大学社科学报现状已经无法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名刊工程”的提出恰逢其时。

　　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是1906年东吴大学办的《学桴》。“桴”有两个含义，一是渡船，一是鼓槌。这两个意象正概括出在文化学术的构建中，学术期刊的功能和作用。许多杰出学者的处女作都是在自己学校的学报上首次发表的，他们乘坐着学报的“渡船”，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了学术研究的彼岸。许多学者精辟独到的思想成果也是在自己的学报率先落地的，它们借助学报的“鼓槌”，让更多的人知晓，孕育了影响久远的社会思潮。

　　但愿今天的“名刊工程”能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打造更多的“渡船”和“鼓槌”，能为时代和社会提供更多激动人心的精神食粮和文化成果。

　　《人民日报》 (2004年05月21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