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省内媒体纷纷报道了小盛况遭遇狂犬而夭折事件。我们痛心地感到：小孩是可怜的，家长是痛苦的，公众有心无力，政府部门是有责任的。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每一个人都懂得保护和爱惜生命。同时，生命的存在与环境息息相关，于是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也就顺理成章！但恰恰因为这些，也就成为了“动物论者”持养动物的理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时尚的追求，城市的养狗数量也随之增长，于是人狗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狗患”、“狗祸”也随之增多。因此，政府部门的限养政策是有必要的。试想，在人与动物的矛盾中，难道我们愿意牺牲人的生命而保留动物的生命吗？是人的生存优先还是狗的生存优先？这些道理稍有理性者都清楚。

　　我们并不排斥人们必要的消遣娱乐和时尚追求，豢养观赏狗以及其它宠物，但是必须保证人的生存权优先。而有的人的豢养却是为了获取利润。豢养者都必须取得豢养证件和定期采取免疫措施，只有如此，公共政策才能保证人的安全，也才能明确狗的“监护人”的监护责任。

　　然而，政府部门又如何选择豢养者呢？理性公共政策的选择是增加豢养成本、提高限养门槛。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城市狗的数量和保障人的安全。

　　据长沙市有关部门统计，全市有狗15000余条，可持证免疫的只有5000条左右。这是一个与城市文明发展多么不相协调的数字！本来养狗是私人行为，但当这种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他人行为发生尖锐冲突，影响绝大多数人的正常工作生活直至生命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应该由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来管理。

　　其实，小盛况遭犬咬是在农村的外婆家发生的，因而我们更有理由把持证免疫限养政策推广到农村。陈贻生（南京大学公共政策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