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齐观

　　4月15日，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在全社会深入开展资源节约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全民族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技术进步，用3年左右时间使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

　　建设节约型社会，需要榜样的示范。古人里有一个现成的典范，就是晋代的陶侃。《唐语林》云唐朝的郭子仪有“陶侃之僻(癖)，动无废物”。陶侃癖，就是节约的同义语。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建立的过程中，以及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此是另话，单看《晋书·陶侃传》记载的他节俭的几个事例。其一，有一天他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把没熟的稻子，问那人拿它干嘛；那人说没什么用，路上看见了，“聊取之耳”。陶侃大怒道，你自己不耕种，却要祸害人家的东西！说罢“执而鞭之”。陶侃非常反感那些毫不珍惜财物的人。其二，造船的时候，陶侃让把木屑和竹头都留着，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积雪融化的时候，道路很湿，陶侃就让人“以屑布地”；再后来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做丁装船”。人们才知道，陶侃凡事都想在了头里。因此，陶侃癖的实质就在“动无废物”，什么都有用。

　　陶侃还是个“节约”——珍惜光阴的典范。他常对人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有个部下老是喝酒下棋，“以谈戏废事”，他就把那人喝酒的、下棋的家什，“悉投之于江”，接着再来一顿“鞭扑”。

　　郭子仪与陶侃很有一些可比之处。作为中唐名将，“安史之乱”时，是他率领大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作为大臣，晚年时他也是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唐肃宗感叹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有个故事说，郭子仪70大寿时，幼子郭暧的老婆——唐代宗的掌上明珠升平公主，因为拖拖拉拉不肯早来给公公拜寿，被积怒良久的郭暧拳脚相加，并且对动辄端着公主架子的老婆气愤地说，你不就是仗着你父亲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愿做那皇帝呢！京剧里有一出保留曲目《打金枝》，讲的就是这回事。有意思的是，经此一番风波，升平公主来了个“脱胎换骨”，不仅性情变得柔顺，而且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循规蹈矩地扮演着郭家媳妇的角色。郭子仪的确有做皇帝的条件，但终其一生，却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

　　郭子仪有陶侃之癖，他的节约又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经常让人把书皮边上多余的纸裁下来，日积月累地攒着；至于公文什么的，看完了也都收起来，装订好，“每至岁终，则散与主守吏，俾作一年之簿”，让他们翻过来继续使用。有一天，裁纸的小刀折了，“不余寸许”，裁纸的小吏不是丢掉了事，而是削了两小块木板，“加于折刃之上，使才露锋”，继续用来裁纸。郭子仪高兴地说，你真是我郭子仪的部下啊。

　　陶侃和郭子仪，这两个人都是伸手要什么就可以来什么的人，不必精打细算，换言之叫做有条件挥霍，但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却能够节俭至此，委实要令当时以及后世滥用“职务消费”的人们汗颜。

　　从来有癖好的人，都容易给人找到攻克的“突破口”。《浪迹丛谈》里有个叶天士，医术在清朝雍、乾间十分著名。有家人的孩子病得很重，“念非天士不能救”，但又担心家里离城太远，叶天士不肯出诊，于是便百般打听他的嗜好。知道叶天士很喜欢斗蟋蟀后，“乃购蟋蟀数十盆”作为诱饵。叶天士听说一旦“君能治儿，则蟋蟀皆君有也”，不仅大老远地跑来了，而且施展出了看病的看家本领。明朝那个与唐伯虎齐名的大才子祝枝山，一天到晚求他的文章及字画的人极多，因为他“好酒色六博”，所以知道底细的人往往“多贿妓掩得之”。

　　这在今天也是一样。比方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原本对赖昌星不屑一顾，赖昌星曾提出送他儿子到国外读书，安排他弟弟到香港发展等都被接拒绝。后来赖昌星弄来绝版的、价值6万元的一套《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一幅由9位当今知名画家合作的牡丹图和一些当今名家的书画作品奉上，有文化的接培勇便招架不住了。癖好是这样容易使人入彀，但是显而易见，有陶侃癖则不然。这是一个值得大力推介的“癖好”，尤其是在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前提下。燕郊　文　赵晓苏　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