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柱 石磊

　　编者按：循环经济在我国已进入实践阶段。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有不少模糊的认识，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对循环经济的不以为然，说循环经济在中国早20年就开始做了，当时供销系统的废品回收不就是循环经济吗？这样的言论，编者在很多场合都听说过。很显然，“循环经济就是废物循环”，持这种认识的人不在少数。难道新型工业化依托实现的循环经济就是这个模式？长期从事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研究工作的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张天柱、副教授石磊联系工作中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不能把循环经济建设简单化，不能照搬日本、德国等国所推崇的“垃圾经济”；并指出，循环经济的重要价值在于将环境资源作为内生要素进入经济活动中，在重化工形势下，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作用重大。

　　循环经济不光是废物经济

　　依据“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模式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绝非只是在人类经济体系中构建各种“链”与“圈”，片面无条件地追求废物的资源再生循环，刻意使人类社会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

　　废物重新利用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但必须澄清两个事实：第一，废料再利用肯定会有益于稳定，甚至减少物质的流动，但不一定降低其速度；甚至相反，废料重新利用有可能加速物质的流通，这会产生恶性循环效应；第二，以目前方式进行的回收利用，往往是一种污染比较严重的处理活动，需要消耗能源，将许多物质排放到环境之中。对生产消费过程中的废物进行再循环，只是遵循工业生态学原理的表现之一，但“循环”绝不等于工业生态学，更不等于循环经济。即使对不可避免的废物建“圈”构“链”，也应该在循环活动的生命周期环境（包括资源）影响评价基础上进行。

　　发展循环经济，其根本是对支配“资源———生产／消费———废物”线性模式中的生产消费行为实施变革，这一新的经济体系模式，不仅具有自身物质的循环反馈机制，也能合理有机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

　　我国基本以德国的“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和日本的“促进循环型社会建设基本法”为典范，用以表明国际社会推动循环经济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进而形成一种误读，认为废物的大小循环就是能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循环经济”。

　　德国和日本确实是目前国际上采用“循环经济”或“循环型社会”国家立法表达其“循环”实践的仅有的两个国家。但这两个国家的立法内容及实践的主要着眼点，还在于社会终端消费环节所产生的废物及其相应的回收循环利用。

　　因为，德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社会财富积累达到了近乎饱和的程度，物质财富更替产生的废物在填埋处理时，遇到了土地空间的约束，加之资源匮乏，因而促使其走上针对社会消费废物的“循环”之路；这种对消费环节废物的管理要求还影响着上游环节的“绿色”变革。另外，更重要的因素是从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条件上来认识。伴随着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大规模的末端治理投入、整体上的科技进步与先进管理、高新技术所带动的产业结构变化等，使得发达国家生产过程环节的物质能源消耗与污染产生排放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并呈现出经济增长与物质流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出现“脱钩”迹象。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的大转移，进一步缓解了发达国家来自生产侧面的资源环境压力，从而使其有能力有条件从经济系统的需求侧，开始大规模系统地“循环”来自社会高消费及其生活所导致的大量废物。

　　但推动循环经济建设中，需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上大力实施生态化转型，并突出产品的生态化。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将资源环境作为内生要素纳入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转变传统增长方式与物质代谢模式。实际上，即使是德国和日本也在“循环经济／社会法”之外，进行更大量的产业生态化实践。一段时间以来，德国经济增长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领域的生态化，它在国际上最早针对产品实施的“蓝天使”计划以及曾让我国吃过苦头的偶氮染料禁令。日本迫于资源压力，特别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展了广泛的节能降耗活动。目前，日本在钢铁、水泥、石化等高耗能行业中的能耗指标居于世界最先进行列，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工业生产的能源效率，明显提高了日本经济发展的质量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综合看待所有这些活动才能有助于整体把握“循环经济”在国际上的发展动态与内涵，从而为我国循环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要追求内涵集约型增长

　　发展循环经济，关键在于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与通常意义下的模式转变内涵并不相同，循环经济是一种向着融入资源环境因素的转变，是一种向着不仅包括提高经济质量效益、而且还包括获取资源环境效益的综合效益型经济的转变。

　　迄今为止的种种经济理论，无一不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投入贡献拒之门外。经济增长领域一直无视自然资源的作用，实际上是不计资源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的代名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推动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一直是各国经济发展关注的基本内容。一般而言，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能会带来资源能源消耗和废物产生排放的不同程度的降低。但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社会与其外部生态大系统的“错位”关系，依然置资源环境于“既定”的地位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内涵因素，那么提高资源环境“生产率”方面的考虑，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上自然也就无足轻重不必顾及。

　　长期以来，对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尤其是结合资源环境条件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没有引起我国的注意。由于长期以来囿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束缚，资源环境变量不能进入生产函数，难以成为投入要素或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因此在如何从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增长，向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增长方式转变上，主要还是着眼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乃至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传统经济内生因素的考虑。

　　伴随着日益突出的巨大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压力，近年来，在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中，对资源环境的关注程度开始上升，但也不过是将它附加在各种传统增长因素相并列的“可持续发展”名下，资源环境变量游离在经济增长概念与实践之外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予以改变。近期我国凸显出的燃煤数量再次攀高及二氧化硫大量排放，深刻揭示了这一问题的本质。传统经济增长概念中，对自然资源环境因素的排斥，正是使其难以跻身以提高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中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六大发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号召，并将新型工业化明确表达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样的内涵，终于为资源环境敲开了扮演经济增长内生要素的大门，使其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组成。如何将资源环境变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切实综合到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出新型工业化的路子，这正是我国循环经济亟待解决的探索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