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在阅读 罗雪村画
郭慧民
著名老作家马烽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成长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明天适逢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六十二周年，我们谨以此文表达对那些以深挚情感拥抱生活、讴歌人民的文学家、艺术家们的崇敬之情。
同许多人一样，我从儿时便知道了马烽的名字。小学时代看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扑不灭的火焰》、《三年早知道》等影片中一个个曲折生动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活泼幽默的语言与这些影片作者马烽的名字一起深深印在了我的脑中。让人感到农村是那样充满活力，生活是那样美好。
“文革”期间，父亲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关押起来，马烽的书便成了我度过那段煎熬岁月的慰藉。《吕梁英雄传》及《火花》杂志上登载的马烽小说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对刘胡兰等英雄人物以及解放前后的农村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对马烽有了新的认识。那几年我家里的处境可想而知，可以说这些作品给了我生存下去的勇气。
我还翻到了父亲的剧作《杨庄路》等作品的手稿和他与马烽、孙谦的书信往来。父亲从青年时代就是文学爱好者，他在战争时期写了不少动员群众对敌斗争的诗歌、小剧，如《石雷歌》、《活捉汉奸》、《保卫夏收》、《解放平遥城》等，广为传播。解放后他曾在五个县担任过县委书记，在太谷县任期内，他大搞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使当地农业连年大丰收，小麦全国最早达“纲要”，受到国务院表彰。他以太谷县杨家庄村的变迁为素材创作了晋剧剧本《杨庄路》。记得他带着剧本跑到省城请马烽、孙谦提意见。而这两位大作家也毫不客气，给他提了不少意见，这个剧在全省汇演时得了奖。
父亲离休后陆续写了《古城女杰》等电视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他还是和当年一样带上稿本到马烽、孙谦门上求教。这时的马烽、孙谦年事已高，又要创作，还有很多社会活动。但无论何时找到他们都给予热情接待，认真地和父亲讨论他这个业余作者的作品。有时把稿件留下来过几天捎给父亲，上面已密密麻麻写了不少修改意见。父亲的这些作品有的还获了全国奖项。
我真正见到马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召开全国人代会议期间，我作为随团的工作人员有机会接触到他。他和其他代表一样住在办事处窄小的房间里，一样在大餐厅吃饭。他穿着一身深色布装，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脸上总带着自然的微笑。这位文学大家让人感到十分朴素随和。有时候，他吃饭来晚了就一个人坐在小桌旁，端一碗面就着一两样菜，吃得很香。办事处的食堂为代表们准备了汾酒，他中午常喝两杯，也不要什么菜，一边吃面一边慢慢地喝，让人想起他和农民在一起的生活场景。我想这也是经历了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缘故。有时候见了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就招呼我们过去，问我们家里的老人身体怎样，聊一些老百姓关注的问题，听听大家对一些电影的看法。
父亲在诗集《风土诗歌》定稿后未来得及出版就去世了。马烽、孙谦、西戎、胡正等老作家专程到榆次出席了他的告别仪式。父亲生前曾说过想请马烽为他的诗集作序，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把这一想法托人透露给了马烽。很快马烽写了序托人捎给了我。序中对父亲这位业余作者的创作道路及他的作品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的评价中肯而深刻。文中写道：父亲的诗有些诗味并不浓，但都是有感而发，“是在努力歌颂美好事物，鼓舞人们前进的勇气。”
以后我曾两次拜望马烽。一次是在他楼上的书房，由于书柜多，房间显得窄小，马烽坐在椅子上正在看书。屋子里的陈设朴实无华，除了书柜，就是一桌一椅，但让人感到十分充实。他依然那样随和，问起我母亲的身体情况，弟弟妹妹的生活工作。后一次是在两年前一个假日的上午，他在楼下的书房见了我。书房靠边墙放着一个单人床，靠窗户有一张小书桌，书桌上面摆着一个小书架，上面挤满了书籍和信件。桌上有一盏普通的红色台灯。一只很普通的水杯，还有一个药盒。他正给文学爱好者的赠书题字签名。马烽这时已八十岁了。他穿着一件粗毛线编织的深绿色毛衣，头发已全白，但依然浓密，依然整整齐齐向后梳着。他伏案写着，每一个字都是那样认真。看着这些，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句“俯首甘为孺子牛”。
他谈起了我省解决贫困山区群众吃水难和改水的话题。他谈得十分动情，看来他一直关注着这件事情，他不多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水的深情，对山区人民的深情，对不少地方吃水难和改水防治地方病问题得到解决流露出由衷的欣慰。马烽早期的作品《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村仇》等都以水为主线，围绕着水展开了一个个曲折生动的故事。他和水的感情是那样的深厚，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淡漠。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源。他深知水对农民的重要，他的心与山区群众的心永远连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些，使他的作品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感情。这也正是他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
《人民日报》 (2004年05月22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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