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推荐：小说《亲吻与诉说》

　　英国小说

　　林扶叠(本报书评人)

　　长久以来，对于作家的才华的衡量，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因为文无定法，也因为作家们太过于强调自己的个性，以至于不可能形成一个行业规则。百花齐放的同时，一百只乌鸦也在自得其乐地聒噪。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在他的畅销随笔集《哲学的慰藉》中说：“广而言之，以这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呼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套用一下，似乎也可以这么说：“广而言之，以那位希腊诗人(荷马)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呼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求得生活的认识。”

　　这里所谓认识的对象，既可以包罗自然万物，又可以涵盖人心民情。曾几何时，作家们的最高目标在于再现人与事物的细节。蒙田认为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可以为扫帚立传，巴尔扎克为了一张桌子可以耗费十页笔墨，而普鲁斯特浩浩荡荡的《追忆逝水年华》实际上不过是描述一块小cookie——如今，这个词包含着两层意思，一为饼干，二为浏览网络时所接受到的反馈信息。生活大致如此，一则我们在生活，二则我们生活在满山遍野的他人对我们的生活的反馈(肯定或否定或模棱两可)之中。文学的野心，则是竭力描述二者的合集。而对一个作家才华的衡量，则要依赖于他的描述能力，而非意识形态上的与时俱进与否。阿兰·德波顿的爱情小说《亲吻与诉说》展现了一个人如何描述另一个人的过程——古往今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大多不脱离主角A回忆主角B的模式，这也是一种描述；阿兰·德波顿的才华所在，则是他的主人公并没有落入哀伤回忆的窠臼，而是基于对“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处”的“同情”，决心描述自己的下一位恋人，为她写一本传记。

　　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叙述者“我”曾经有过一位同居六个月的恋人，二人分手，“我”惨被指责为专横跋扈、自以为是、从不关心任何别的东西。在一家书店，我看到一本维特根斯坦传记上的广告词：“一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个人如此感兴趣。传记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对传记的主人公表示过如此同情。作者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审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过程中再现了本世纪最富杂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我”忽然认识到理解别人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有趣的过程，于是在与下一位恋人伊莎贝尔约会的过程中，开始写作伊莎贝尔的传记，窥视、揣测、分析她的生活与隐私，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描述恋人伊莎贝尔的已有的一生。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恋人，足够恐怖，而在这本小说中，则是妙趣横生——这种妙趣，也是英国式的，冷而幽默，同情中含有讥笑，尖酸中潜藏智慧。

　　这部怪异的小说，在开篇就提到了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主动选择了自己的读者——不知道维特根斯坦为何物的人不必往下读了！因为这本书不是一本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而是一本“唠唠叨叨”的“说理”小说。即使两人躺在床上，女主人公伊莎贝尔讲述自己“惊心动魄”的性经历的时候，“我”依旧能够展开有理有据的思考：“叙述肉体的欲望总有一种力量，它能抓住听者的注意力，无论故事的结局如何。一个故事一旦开始，我们就会回复到普通的洞穴人的生活状况中，围着篝火啃猛犸象肋骨，渴望能找到那个被有教养的文学批评家认为十分庸俗的问题——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的答案。”——作者在这里顺手一枪刺向了“有教养的文学批评家”，这是基于英国传统。在中国，作家此刻只会中途变招，感激涕零地由刺转拍。

　　天可怜见，这部小说不仅由男主人公看到“维特根斯坦”而起兴，却又让女主人公在书的中间阶段撒谎自己读过“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是美国哲学家和小说家，女，江湖传言，她不仅貌美如花，而且思想深刻，并且是一个双性恋者，属于维特根斯坦的对立面——二人的作品也成对立，维特根斯坦的书几乎没有人会去读或者能够读懂，苏珊·桑塔格的书却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常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伊莎贝尔撒谎，而在于她没有读过苏珊·桑塔格并且目她为老太婆。小说在此刻由形而上急剧坠落，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描述了伊莎贝尔挖鼻孔的细节以及见解：“最好的鼻涕是干而成块的，最坏的鼻涕是感冒的时候又湿又散。”苏珊·桑塔格与鼻涕之间的落差，不亚于天国与地狱、哲人与小说家。

　　小说的倒数第二页提到了克尔恺郭尔(一个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先驱)，读者在此刻可以长喘一口气：终于写到克尔恺郭尔了！这一口气有两层意思：1，作为一部以维特根斯坦开始的小说，不提克尔恺郭尔意味着作者的失职和无能；2，小说终于结束了，众所周知，克尔恺郭尔笔下的爱情都是无疾而终的。“尽管我感到我对伊莎贝尔的了解还有欠缺，但我不认为这种欠缺有多么严重。尽管我断言我的情况与此相反，尽管我相信自己聪明好学并具有同情心……然而有一天早晨，伊莎贝尔醒来后说她厌倦了被人了解。”

　　伊莎贝尔的离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没有人愿意被他者用放大镜和形而上学分析个体无完肤，即使他是恋人。从维特根斯坦经苏珊·桑塔格到克尔恺郭尔，小说的结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世纪已经没有哲学家尚未被作者拎出来招摇撞骗了。

　　然而，这部小说并不是“哲理”小说，也不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小说，更不是可以指导中青年如何“以文泡妞”的小说，只是一部妙趣横生、才华横溢的“才子小说”。作者阿兰·德波顿生于1969年，现居伦敦，通晓法、德、西班牙语，能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和中国的诸多新生代、70后作家，处于大致同一年龄段，作品却迥异于各种类型的流行“青春小说”，而是插科打诨、智性十足的“混杂文体”。据译者介绍，在他的作品中，本书可以算作“比较像小说”的小说了。

　　所谓才子，一般来说要博文广见，要会说俏皮话，而且要会把俏皮话说得深刻、有味道，必须品味方见其妙。这部“才子小说”的优点不在于故事，甚至也不在于密密麻麻的俏皮话，而在于这些俏皮话都是作者“对生活的认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却又可以保藏温润的“同情”。

　　偌大的伦敦城，他和她，本来只是两个渺小得几乎没有可能相交的点。他突发奇想，想白描一个偶然邂逅的普通女子的人生，完成一部前无古人的传记。她渴望倾诉，愿意成人之美，任他拿一枚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洞察自己的悲欢。原来，再琐碎的生活里也有惊心动魄，再激烈的情感到头来也只会愈嚼愈淡。读阿兰·德波顿的小说《亲吻与诉说》，总是匪夷所思地被他触到了痒穴和痛处，眼前却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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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吻与诉说》，(英)阿兰·德波顿著，刘云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17.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