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纪检委、监察局日前出台规定，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必须执行申报制度，超过10桌即属大操大办，可认定为借机敛财。(5月23日《新京报》)

　　类似的反腐举措，之前其他地方也推出过。且不说以10桌为度本身就随意性太强，如同“四菜一汤”一样难以考量，终于陷入矫枉过正，类似的规定，也有使“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危险。

　　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他们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会角色，是人，就会面临像婚丧嫁娶这种事，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举办10桌以上酒席属于违法，那党员领导干部就应该可以和常人一样，无须申报，即可举办酒席。至于举办不举办酒席、举办多少桌为宜，完全是党员领导干部个人的私事。常人也有借婚丧嫁娶敛财的，但社会除了声讨“红色罚款单”、倡导简约化的文明新风，并没有对这些人处罚，如果党员领导干部真的借婚丧嫁娶之机敛取钱财，那有现成的纪检规定来处罚，何必再频出规定多此一举呢？

　　把“日常生活政治化”，或“私人生活公共化”，是200多年前法国雅各宾专政时期所倡导的一种政治文化，其特点就是，革命始而把私人生活坚决地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继而又迅速消除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在私人生活与公共政治行为之间，画上等号。“操办婚丧嫁娶要申报”显然就是一种“私人生活公共化”的极端做法。如此使得许多针对官员的举措，虽然看起来很有力度，也很有细节，但却因过分介入私人生活，而失去常理和可操作性，只能沦为一纸空文。

　　(来源：新京报，作者：钱跃)